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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显然对最新的科研进展有一定了解，除了电子，甚至还中子和光子两种新未久的粒子。在现在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关注科学发展的人物，足以让孙元起感到惊奇。
论文娟秀遒劲的小楷字，倒不像是普通中小学生所写，难道是中国还有其他的高人？想到这里，孙元起急忙翻到最后一张纸，上面按照规矩写着作者简介：
张贻惠，字少涵，光绪十二年生，安徽省全椒县人，现就读于江南高等学堂。
孙元起屈指一算：光绪十二年，也就是1886年，如今才17岁。17岁的学生就这么关注物理学进展，还能有这么卓绝的认识，绝对是一块浑金璞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在科学界大放异彩。可江南高等学堂，不过是京师大学堂的预备学校，类似于后世的高中，放任他在那里面消磨时日，再没有名师指导，没准儿几年以后就变成了方仲永
想到这里，孙元起顿时生出爱才之心，拿出纸笔，给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张贻惠修书一封：
少涵贤弟左右：元起九月自海外归，拜读来函《物质正反说》，识见卓绝，不胜欢忭以贤弟之大才，即于敝校谋一教职，非难事也。元起素疑宇宙本有反物质之存在，得贤弟之文而益确信焉。世间苟存反物质，配以予前时所言之质能方程，则可妙用无穷矣。然反物质该于何处寻得？电子、中子等之相反粒子如何生成、存在、湮灭？此皆属大可探究者。观贤弟所言，亦似言有未尽。元起因冗事缠身，不便移动。如有闲暇，能否请贤弟移驾北上，作一欢晤？翘首南望，企盼曷极并颂秋祺经世大学孙元起顿首。
写完后，孙元起看了一回，不禁有些自鸣得意：来清朝这么多年，终于也能沾染一点文气了且不说读了无数来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文言文写信，关键还能了解一些旧文人的客套礼节。比如“贤弟”二字，就大有学问。
光从年龄上讲，孙元起比张贻惠大十岁；而且孙元起是大学校长，张贻惠只是某高中的学生；再说，孙元起算半个官员，张贻惠还是个未入宦途的读书人。按照道理，称他“少涵贤侄”，最是合适，也丝毫不为过。可信的台头还是自降一辈，称他为“贤弟”。
不仅如此，在日常交往中，除了辈分明确、不好**的，一般上官给下级、长辈给晚辈、老师给学生写信，亲近点的都会用“贤弟”来称呼，这是一种抬举，表示尊重。可下级、晚辈、学生回信时，还是得乖乖用“大人”“前辈”“”之类的尊称，不能傻呵呵地来个“某某仁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不识抬举。
这，就是清代的一种礼节。也是来了很久之后，孙元起才渐渐明白的。这个时候中国，有着一套的交往游戏规则，还没有被西式礼仪所同化。
当信封上写地址写到“张贻惠”这个名字的时候，孙元起忽然灵光一闪：张贻惠？貌似以前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好像、大约、似乎和张百熙还有些联系或类似。难道仅仅因为都姓张？停笔思忖良久，仍没有头绪，只好作罢。
没，张贻惠和张百熙确实有点类似，因为他们都当过孙元起母校的校长。本来就仅在校史上见过几回，再加上久远，孙元起一时半会儿哪能回忆得起来？
话说张贻惠这人确实很牛。他父亲是进士，曾做过内阁中书，结果几个的志向都不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上。张贻惠和弟弟张贻侗、张贻志更是喜欢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奇技yin巧“。即便如此，也不影响张贻惠在科举道路上的突飞猛进，人家12岁就中了秀才
可惜张贻惠志不在此，十五岁到南京应乡试，看见江南高等学堂招生，心里痒痒的，偷偷报名考入了这所学校。学习两年后，他又考取安徽留日公费生，随后进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毕业回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出任校长。
随信并附上二十两银票，算是稿酬，也算是旅费。等老郑把邮件送走，孙元起又在《物质正反说》下面加了一大段评点引申，包括是反物质、反物质的重要作用、反物质的可能途径等。
张贻惠的论文本来就短，孙元起再一发挥，等写完，就的评点甚至是原文的三四倍长，比梁启超给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还夸张——人家不过是序言和正文一般多而已。——对了，梁启超写的那篇序言，就是后来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
有心把的评论撤掉，可没有了评论的《物质正反说》根本不像一篇论文，倒像一个谈空说玄的哲学论断。没有办法，只好吩咐编辑部把《物质正反说》作为本期学报重点推介文章，印刷的时候字体大一号；至于的评论，就字号小些，免得喧宾夺主。
孙元起是这么想的，可历史不会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随着科技发展，原来越多的科学家投入研究反物质的队伍，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会引用他的那个评论，反倒张贻惠的这篇论文很少有人提到。导致后世论及反物质时，把反物质的权也归结于他。真真是喧宾夺主了
自从学报第二期开始，孙元起决定每期的发刊词，都向读者介绍某一学科的最新发展情况。比如文科第二期，就是请孙诒让阐述新鲜出炉的甲骨学。至于这期理科的发刊词，孙元起则请的太太薇拉操刀，介绍化学肥料的功用与生产工艺。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实验，薇拉对于化学肥料的整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由她来执笔，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忙着编辑理科学报的时候，东北形势也日趋紧张：
俄国在第三期撤军期限到来之后，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又重新占据奉天省城，并拘禁奉天将军增祺。针对日本的咄咄逼人，沙皇认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开始在国内呼吁国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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