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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千美元。”
“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
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
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
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
“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
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迸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
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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