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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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