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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白果儿约我见面。我觉得非同小可。猜想有两种可能，要么她要向我表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决心；要么要恩将仇报以牙还牙。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大些。然而她电话里说的简单：“出来见个面吧。”我答道：“好。”这样，就不好揣测她的意图。
她把我约在一家名为“heyude”的酒吧。这名字倒是不错，我想。但恐怕也是一群装文艺的纯商人开的，甚至可能以约翰?列侬为噱头。里面摆满他和小野洋子的那副合照。但当我到了的时候，疑虑顿消，从外面看去，这店没那么多浮夸的闪灯，招牌也是考究的制作。
我送完快递就赶了过来，白果儿说她会迟一点。我照例把车停在路边，穿着工作服就进去了。这似乎是我报复社会的一种手段。因为第一次穿快递服曾被人瞧不起，虽没有对农民工和保洁人员的那么明显，却依旧让我察觉到了。那个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打扮得倒是人模狗样，我永远不会忘掉他的眼神，和大得多的鼻孔。还以为他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最后知道原来是女老板的男秘书。呵呵，个中缘由不言而喻。所以从那开始我进任何属于精英阶层的店铺，都不会脱工作服。他们看不起是他们太狭隘，我要是刻意隐瞒就是妄自菲薄了。可是那晚和秦子一起吃饭，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脱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想让秦子看着，还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和秦子这样的女人同桌吃饭的我是个送快递的。
时间刚过六点，酒吧这样的夜行生物聚居地还没有很多人。我从容地走进店里，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灯光柔和，伴随着舒缓的爵士乐。我本以为这里面只放theeatles。店里装修得很精致，从墙上的黑胶唱片，背板展示的海报，还有墙角的唱片机，无疑不显示出这儿的老板不是在装。
店不算小，却只有一个人站在吧台后。该是老板，我想。我一进来，他就看到了我，放下手里的杯子过来了，问我：“喝点什么？”他没有用审查政治犯的眼神看我，语气也普通得可以。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这身衣服。
“先等等，我还有个朋友没来。”我说。
“好的，那有需要就叫我。”老板笑着说。
“为什么不放theeatles？”我问。
这时他仿佛看到了我的衣服一样，露出惊讶但喜悦的表情。“一般是人多了，才放几首。不过今晚我可以破个例。”他说完，转身走到柜台后，不一会儿，“shesaid……”响了起来。我沉浸在久违的音乐里。大学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总是找那些老电影，老歌，以为老的就是比新的有质感。由此也觉得自己比周围人有层次些。后来发现其实多数大学生都爱找点老的。说好听了是追求，说不好听就是装。而且每个人都抱着和他人不同的心态干着和他人一样的事。我发现之后觉得可笑。然而那时已经离开学校了，也没什么。
白果儿来了，依旧是不良少女的打扮。头发倒是剪短了，怕是和过去诀别的体现。但我以为她至少换换穿衣风格什么的。她坐下来，“你早来啦？”
“也刚到。”我说。看她的神情，似乎那晚对我的恨没有延续。
“上课来着。文艺理论。特别无聊，也不知道他讲的什么。自己倒是讲的不亦乐乎。”她说。
“你可以睡觉。”我说。
“我也想来着，可是那老教授上课一惊一乍，吵得我都睡不着。”
老板过来了：“原来是你呀，怎么，这次喝点什么？”听他的意思，白果儿是这的常客。
“和以前一样。哎？你怎么现在就放歌啦？”白果儿问。
“你这位朋友是行家。我也算遇知音了。”老板说。我忙说不敢当。他又问我要什么，我说：“那就和她一样。”结果老板和白果儿都笑了。白果儿问我：“你确定你能喝？”
“又什么喝不了的。我不信你还能喝多厉害的酒。”我说。
“好吧，那你们稍等。”老板走了。
“怎么，你还懂音乐？”白果儿问我。
“不懂，大学的时候装过一段文艺青年，常听这个。”我说。
“那你送快递的时候听什么，一想到你骑着电瓶车听《挪威的森林》就好像笑。”白果儿已经笑了出来。
“骑车戴耳机容易出车祸的。”我说：“平时的话偶尔也听。”
“还以为你也是听‘社会摇’的呢。”白果儿说。
“怎么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我说。
“嗯，真像。”白果儿诡秘地笑着。
“像什么？”
“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她说：“你这就是把自己和别的送快递的划清界限，心理上给自己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安慰。口口声声说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其实你比谁都在意。”她说。
我哑口无言。内心五味杂陈。是羞，是恼，是恨，也说不清了。更不明白她说这番话的用意。
老板及时出现掩盖了气氛的尴尬。“给，你们的红糖姜茶。”他说完，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为什么在酒吧喝这个？”我问白果儿。转眼想起她关于在医院吃麻辣烫，不削皮吃苹果的论调。果然她说：“在酒吧就不能喝这个吗？是你自以为是要跟我喝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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