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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池迁在我怀里睡着，我用军大衣包裹他，替他守完后半夜。
天亮时鼻子有些不通气，头也因为睡眠不足而昏昏的。
匆匆吃过早饭，就要挨家挨户去拜年，走亲戚。
大哥大嫂牵着鹏鹏和甜甜走在前面，二哥和拉着池迁的我走在后面。一家又一家，叔公叔婆舅公舅婆还有同辈的小辈的孩子大人老人女人，晃得眼晕，转了几圈下来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每次介绍时，都一把将池迁推出去：“X叔\X伯\X姨，这是我的儿子，阿卷，快叫人，说新年好。”
于是老人家就会颤颤巍巍地把红包塞到孩子怀里：“好好读书，将来考状元啊~”
新年的喜庆让人一时忘了医院人满为患而带来的隐隐不安，每家都会热情泡茶招待，喝几杯茶，说几句吉利话，互相寒暄问候，再捧着一肚子水出来，去下一家。
亲戚太多，我这个做小辈的实在认不齐，走到后面我实在撑不住了，头晕得都犯恶心了，中途就带着池迁回了家。
后来池迁由爸妈带去祠堂磕头我也没陪着去，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了个天昏地暗。
醒了果然好了一些，头重脚轻的感觉不那么厉害了。
初一在父母家住了一晚，初二老妈和大嫂都要带上自家老公回娘家，我这个没有老婆的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回狭小的小公寓煮面条吃。
池迁倒是随遇则安，吃得了大鱼大肉也吃得了清汤挂面。
开了电视，上面还没有什么关于**的报道，只说春季气温落差大，是流感高发季节，要注意保暖。
过了元宵节，到三月初，疫情终于大面积爆发。
电视上开始铺天盖地报道**。
云市猝然封城。
所有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人们开始抢购食物，二哥带着爸妈气势汹汹地杀向商场，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才好，好不容易得了一个缝隙就钻进去，最后扛了一箱榨菜回家。
过了两天，学校发现疑似**病人宣布停课，消息传来时，大嫂正在洗头发，头上全是泡沫，手里还拿着舀水的塑料勺子，整个人都慌了手脚：“哎呀，怎么办，哎呀，哎呀......”
大哥劈手夺过她手中的勺子，给她浇了一头水：“别慌，快去学校把孩子找回来。”
大嫂才恍然，拿水随便冲了一下，顶着湿漉漉滴着水的头发就往学校赶，而那时一小和一中的校门口已经挤满了要带孩子回家避祸的家长。
春季开学，我曾劝说他们不要把甜甜和鹏鹏送去学校，可因为说不出合理的原因，大哥像听笑话一样听过就忘了。
早料到会是这种结果，我也不再多劝，幸好那时疫情并不严重，学校应该还算安全。但我自己是不敢的，池迁一直在家里自学，我也没有去教书，又向教务处提交了请假单。
两个人像鼹鼠一样躲在地下的洞穴里不敢出来。
最让我忧心的是，大年初一时身体不畅快的感觉越来越重了。
头痛，大腿的肌肉酸酸涨涨却使不上力。
我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摸出体温计一量，已经将近38度。
我连忙冲了板蓝根吃，并且嘱咐池迁离我远一点。
他端着水杯冲过来的脚步一顿，我看出他的表情有点受伤。
“爸爸生病了，你自己照顾自己，乖一点，好不好？”我尽力把咳嗽憋回去，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对他说。
他点点头，将水杯远远放在桌子上。
情况越来越糟，胸闷，像个孕妇一样干呕。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已经不敢让池迁和我在一个屋子里睡。
一连几天，我裹着毯子睡在客厅，池迁睡在屋里，他知道我不舒服，也知道外面一片混乱，所以他这段时间特别乖顺。
有一次半夜醒来，恰好看到为我掖好被子，蹑手蹑脚走回房间的池迁。
被子表面上甚至还残留他手上的余温。
十岁的孩子，又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比我更不安。
可我已经没空去顾虑他的心情了。
原本应该是草长莺飞的四月天，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找到，正式将其命名为SARA。
这时，南川已有两名护士一名医生殉职。
我身上的状况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出现胸痛和腹泻的状况，高热不退。
和池迁上次发烧的症状完全不同，有时，我会感到胸口像堵了一块硬物，压在上头，令人难以呼吸。
事到如今，说是感冒都骗不了自己了。
我...是不是感染上了？
也许守夜时只是着了凉，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拜年时用别人的杯子喝到了不干净的茶水。
心里越想越慌，越慌越想。
想得头都快要破了，脑袋里两个自己打架，一个说不会那么衰吧？一个说天灾**说不准的，悲观和乐观在拔河拉锯，但我内心其实已向悲观的那一面倾斜。
夜深了，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留在家里，我不能让自己变成传播源。
更加不能让池迁因我而传染。
我偷偷起身去看池迁，他在屋里睡得正香。
掩上门，我套上衣服和拿上钱包，扶着墙走出去。
脚下虚浮，根本使不上力气，走下几阶楼梯已觉得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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