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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曹燕,是在心语志愿者协会办公室。她留着短短的寸头,黑黑的,硬硬的,像是上了很多发胶,由于头发太短,两个耳垂上戴着的白色耳环就特别显眼。
“这个残疾女孩的打扮可真够前卫的了。”
“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方便。”略显拘谨的曹燕对我打开了她的心扉……
可能是家庭条件太差吧,刚诊断出我患了小儿脑瘫时,父母就在近处给我东看一下、西看一下,断断续续地看了几年,8岁那年,他们带我去了一次北京的大医院,以后就不再给我看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9岁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学我弯着右脚走路的样子,学我颤抖着右手怎么也使不上劲的样子,然后哈哈大笑。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我越来越自卑。回家告诉父母,他们只说“别理会他们”,却不会说安慰和鼓励我的话。
爸爸原来是车工,每个月能拿700元钱,十几年前他就患了糖尿病,他自己撑着,后来撑不下去了就换了工作,每个月只能拿400元。那时候爸爸的脾气不好,总打我,他越打,我越犟,他就越生气,所以我很不愿意在家待着,总幻想有一天自己出去闯荡,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用的钱,有独立的人格。
17岁时,我才上初二,实在没办法再继续念下去了,家里条件也不好,妈妈也下岗了,我就离开学校,先是在校门口卖冰糕、小吃,后来又到街上去摆地摊。父母都不愿意我这样,我想他们是怕我在外面被欺负,或是怕我太辛苦吧。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磨炼,苦是苦点儿,但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不像在学校时,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教室后面,放学后我就待在家里,父母把我管得死死的,我没有朋友,也不能到处跑着玩儿,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太闭塞了。
有一年冬天,我拿着残疾人证坐公交车,售票员非要让我买票,我不买,说政策规定可以免票。可能她那天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表现得非常粗鲁,我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她把我推倒,又骑在我身上,还打了我三个嘴巴。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拨打了110,并主动地给我作证。我当时非常害怕,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大事”。最后,在民警的调解下,那个售票员赔给我200元钱,并和车队队长一起向我公开道歉。
我要的不是钱,要的是那位售票员对残疾人的一种最起码的尊重。
我渴望接触社会,渴望认知一些新事物。不摆摊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有一天,经过一家股票大厅时,我好奇地走了进去,正赶上股评老师在给股民们讲课。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渐渐地入迷了。他讲完了就要走,我跟上去向他介绍了我,他可能是看我可怜吧,就说行,你明天到某某地方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股评老师姓陈,四十多岁,在省城很有名气,他在一家证券公司有个大户室。从此,我风雨无阻,每天都去那家证券公司,在股票大厅里一待就是一天。陈老师怕我在大厅里难受,他就把我领到大户室。大户室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陈老师对我说,你的身体有残疾,那么你就应该用智慧来弥补它。在大户室,陈老师从零开始教我学习证券知识。他用心地教,我用心地学。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将永远感谢陈老师。
以前我受到的歧视太多了,心理多少有些阴影。我曾经去过一家医院看心理门诊,号都挂了,但由于费用太高,一个小时就得两百多元,我承受不起,所以没看。认识陈老师后,我的心理疾病不医而愈,我觉得生活已经向我打开了一扇门。我买了很多书,发了疯似的填补我饥饿的求知欲。有些书我买不起,就在每周六、周日跑到书店里待着,饭也不吃,像蚕吃桑叶似的吃那些书。
我主要是看电脑、金融、励志方面的书,我相信能从书本里找到自信。
陈老师告诉我,在上海有一家医院可以治好我的病,大约需要两三万元。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我不灰心。我相信,只要我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生活一定会回报我。
只有学会了感恩,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用微笑去对待人生、对待朋友、对待困难,迎接未来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