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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短篇小说）张宝同
1939的3月26日，这个日子对延安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从西北吹来的寒风依然在陕北高原上横贯而过。一眼望去，延安四周依然是黄土一片，凛冽的寒风象是在吞噬所有的热量。离延安五公里处的桥儿沟也不例外。狭窄的山谷中，一切都象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在寒风中的颤栗中，等待着春天的复苏。而那座新建不久的天主教堂却庄严肃穆地高高耸立着，用高大巍峨的身躯遮挡着一面寒风，使周围的景物显出着春天一般的生气。教堂后面的坡面上，开凿着一孔孔土洞石窑，窑前那镶嵌着一扇扇花格格的木门窗，将日夜不停的寒风挡在了屋外。
土窑里有种结冰的寒气，幸好阳光是清亮的，从很大的窗子照进到屋里，照在那张很大的土炕上。土炕上一边铺着被褥，一边放着一张小桌。小桌上放满了纸张，纸张上撒满了豆芽般的音符，而那音符的下面却写满了黄河，黄河，黄河……
阳光照在那张英俊倔强而富有广东气息的面孔上。黄色的肤色让他有种坚忍与不屈的刚毅，褐色的眼睛里透出着深海一般的沉静。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军装，盘腿坐在小桌前，手握着一支醮水笔，神情时而激越，时而愤怒；时而颤栗，时而忧伤地变化着。因为他正在把黄河的苦难和怒吼转换成一串串不屈不挠高亢嘹亮的音符。如果你听过他的课或是见过他的指挥，就会一眼认出，他就是33岁的年轻作曲家洗星海。
此时，他正在为一部名为《黄河大合唱》的长诗谱曲。诗人是一位名叫光未然的二十四岁青年。他的抗战诗歌《五月的鲜花》，被阎述诗谱曲之后，早已响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冼星海与光未然初次见面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冼星海正在上海工学团指挥排练《五月的鲜花》，突然“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的年青人们进到礼堂来看他们排练。一位战地工作团的团员见他们排练的是《五月的鲜花》，就拉着他们的领队向在场排练的人们介绍说，“你们看呀，他就是你们排练的节目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当即，排练场上响起了雷鸣般地掌声。当年轻的诗人听说指挥者就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时，也非常激动，于是，两位青年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之后，他们曾三度合作，创作了《高尔基纪念歌》、《赞美新中国》和《拓荒歌》。
前不久，冼星海听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来延安，便去看望。他对诗人说，“我想写点东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歌词？”光未然高兴地说，“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长诗叫《黄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词，搞一个大合唱。”于是，两人便商量把长诗分成八段，有独唱、齐唱、合唱、还有朗诵。
之后，抗战演剧三队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里举办喜迎新春的庆祝活动。光未然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吟》。他的朗诵以气势磅礴的豪迈抒情，强烈地震撼着这位音乐家的心灵。冼星海曾随电影拍摄小组去过黄河之滨，对黄河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想黄河那排山倒海，一泻万丈的气势不正是中华民族历经万难不屈不挠的象征与体现？当诗人刚一朗诵完，早已乐思如潮的音乐家，情不自禁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把从诗人的手中夺过诗稿，用宣言一般的口气向在场的人们说，“我要把它谱成一部乐曲，我有把握能写好它。”
眼前的《黄河吟》被他改为《黄河大合唱》。这是他对创作的一次升华，使作品的境界更加地宽阔深远，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难度和高度。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要把《黄河大合唱》写成一部表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诗史般的作品。
他拿到《黄河吟》之后，并没有马上投入写作，而是在酝酿、采访、收集和构思。此前，他已创作出许多歌曲，也收集到许多民歌。特别是在写作《生产大合唱》的过程中，他在音乐的民族语言与风格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以说为《黄河大合唱》作了一些前期的准备。经过多日的酝酿与构思，他已对整个诗篇的各个部分的表现形式有了初步的设想。
桥儿沟有一栋高25米，宽16米的哥特式天主教堂。门前有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石匾。一条数公里的川道横贯在村前，川道上有许多石桥，通往一个叫一里坡的村子。这里有一片连着一片的绿油油的麦苗，有一片接着一片的低矮的农舍。村前地边，到处是枣树、梨树和柿村，还有一排排昂天向上的白杨树。冼星海每天都要从这条路上走过，路边的景物和周围的安宁让他很容易沉浸在《黄河大合唱》的诗意与想像之中。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掏出笔和小本开始飞快地书写和记录。有时他甚至会带上那把心爱的小提琴，站立在那一排排的白杨树下，一遍又一遍地把思绪与想象化为雄壮优美的旋律。
也就是在这条小路循环反复的漫步闲行中，这位音乐家对中国传统声乐的表现形式做了详细系统的回顾。中国民众唱的歌大多是情歌、悲歌或是说唱。情歌是唱给恋人听的，悲歌是自我排遣的，说唱是给别人讲故事听的。所以，中国声乐的表达中很少有合唱形式，更不用说分声部的合唱。而这些传统的声乐形式是不足于表达中华民族悲愤与怒吼的雄浑与悲壮。
于是，他想到了基督教会唱诗班的那种康塔塔的诵唱形式。这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清唱套曲，通常由管弦乐伴奏，具有庄严肃穆和雄壮豪迈之感。康塔塔往往是以序曲或合唱开头，以合唱结尾，中间交错有伴奏的宣叙调，咏叹调、咏叙调、二重唱和合唱组成，与中国独唱与对唱的表现形式结合，会使整个作品光彩璀灿，熠熠生辉。是啊，中国声乐的成长与丰满需要西方声乐的滋补与养分，而中国声乐的丰富与发展又会使世界声乐得以充实和完善。这是人类声乐的生命基因交合与强壮的源泉。
为了找到创作的灵感，他曾把两次横渡黄河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开创作座谈会，并让担任独唱的田冲和指挥邬析零等人，一遍遍地细致地描述黄河的情景，讲述渡河的惊险及抗日前线的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这些情景在他脑海中存储，重叠、辉映，转换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意象和难以抑制的冲动，让他很快沉浸在狂热与痴迷的创作之中。
这时已是深夜，窗外漆黑而寂静，妻子也已沉入梦中。小桌上的油灯在疲惫而困倦地晃动着。夜里的窑内冷如冰窟寒气袭人。冼星海披着一件旧呢大衣，盘腿坐在土坑上的小桌前，低声地朗诵着，“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
朗诵到这里，他不禁泪涌满面，因为他又想起了黄河岸边农民的极度贫困和沉重苦难，想起了自己从小失去父亲，跟着母亲艰难度日的贫穷生活。他知道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贫困与苦难。只要你从船夫与黄河巨浪的生死搏斗时发出的嘶哑沉重的号子声中，就能听到中华民族那种压抑，痛苦、哀伤与愤懑的呐喊。
燃烧的激情与狂飞的思绪让他乐思泉涌，飘飘欲仙，沉浸在一种痴迷与忘我的境界之中。他象一部极速演奏的钢琴，在发疯一般地弹奏着。手中那支醮水笔在纸张上飞速划动沙沙作响，很快，那一行行的五线格里便画满了豆芽一般的音符。
直到写完了好几个乐段，他才发现自己的整个身子又僵又硬，几乎僵硬得不能动弹。手、脚和耳朵也被冻得没了知觉。于是，他就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子，好让身子能灵活起来。又用手搓着冰冷的手、脚和耳朵。等手脚和耳朵暖和一点，身子也活动起来了，他才感觉到两只长久盘坐的腿已经麻木了。他就用手拍打着双腿，一直到双腿不再麻木了，便又跪坐在小桌前，继续奋笔疾书。
不觉间，天已经亮了。妻子钱韵玲已经起床，看着丈夫仍盘坐在小桌前，一边疲倦不堪地打着哈欠，一边在继续地工作着，就十分关切地说，“星海，昨天开夜车了吧，怎么样？我给你煲点汤？”冼星海说，“不要煲烫了，你给我买些水果糖吧。”
冼星海是广东人，喜欢吃甜食。于是，妻子便要前来取乐稿的田冲帮着去买两斤水果糖。可是，田冲将延安城里的几条街道跑了个遍，也没有见有买水果糖的地方。这事让光未然很是犯愁。他知道冼星海工作起来没黑没白不分日夜，没有水果糖作为他的能量补充是不行的。于是，他就四方打听，看从谁那能搞到水果糖。
可是，抗战时期的延安哪里能买到水果糖？光未然因前不久骑马时从马背上摔下，造成左胳膊骨折，一直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而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也在医院护理住院的王明。因为喜欢音乐，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找到光未然，说，“我那儿有白糖，借给你两斤吧。”光未然一听，非常高兴，说，“太好了，回头我再还你。”拿到这两斤白糖，光未然当即要田冲给冼星海送了过去。
自开始为《黄河大合唱》谱曲，冼星海就不知疲倦日夜兼程。头脑里的旋律连绵回响，持续不断，让他一直处在创作的兴奋之中。他已是三天三夜未曾休息。
到了三更之时，他感觉十分困倦，可是，这个乐章还未写完。于是，他就不停地吸着烟斗，并不时地从碗里抓起一撮白糖放入口中，以此来增强抗击困倦的能量。那长烟杆中吐出的一团团烟雾，那一撮撮放进口中融化的白糖，却在音乐家的心灵中化作一段段时而激昂、时而婉转、时而狂野的民族心声和精彩华章。
可是，很快，醮水笔尖又出了毛病，要么是写不出字，要么就是一写就是一片墨迹。于是，他就停下来开始修笔尖。可是，笔尖已经秃了，再修也没用了，而且是越修越糟。
他拍了拍小桌那边的床上深睡的妻子，“韵玲，醒一醒。”妻子醒来了，问，“是不是饿了？”他说，“把你的醮水笔让我用用。我的醮水笔又坏了。”妻子打了呵欠，说，“你手里拿的不就是我的醮水笔？”冼星海这才想自己的那支醮水笔昨天就坏了，手里拿着的正是妻子的笔。于是，他很歉意地说了声，“那你睡吧。”妻子看着他一副困倦疲惫的样子，就说，“我的大音乐家，都什么时候了，快睡吧，一会恐怕就要天亮了。”冼星海说，“我把这一乐段写完就睡。”
于是，他起身下床，端着煤油灯开始在柜子里找铅笔。找到半支铅笔，就用菜刀削着。削好铅笔，他上到床上，盘腿伏坐在小桌前，继续开始工作。可是，铅笔用上一会就用秃了，又得重新削，这让他感到非常地麻烦。但他还是坚持要写完这一乐章。
过了好一阵，有鸡叫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知道已是五更时分，而且，他的眼睛也实在是有些睁不开了，于是，他衣服也不脱，就此往坐着的地方一躺，把身旁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就一下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