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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把静坐视为每日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坚持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