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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黄道在北，宜出行。
匆匆地参加过了乏善可陈的鹿鸣宴，匆匆地度过了没有亲人陪伴的重阳节，方仲永就要进京赶考去了。
其实，每当听到进京赶考这个词的时候，方仲永都莫名觉得想笑。毕竟，后世方仲永对于进京赶考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话本、戏曲或者是志怪杂谈。
大略的套路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穷书生，进京赶考，路遇富家小姐，两人便暗生情愫，一番海誓山盟之后，总会有鼻子上抹着白灰的丑角出来了，或恶霸横刀夺爱，或恶母嫌贫爱富。
穷书生在小姐嘤嘤婴的哭泣声中立下豪言壮语，誓要金榜题名，不负美人恩。后来书生果然高中状元，回乡狠狠地打了一帮反面人物的脸，抱得美人归，来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然，也有以恐怖故事取胜的。
清人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就多以惊悚悲惨的结局收场。妖怪在脸上画了张美人的皮啦，鬼怪来诱杀书生啦，哪怕是凄美的小倩，下场也是不太好的，委实让人对进京赶考途中的艳遇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蒲松龄觉得自己反正也没用进京赶考的机会，就用这些凶残的鬼怪来吓唬一下满脑子不健康思想的举子。
这些故事里面的男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点，也是方仲永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您都是要进京考进士的举人了，雅致一点的说法是已经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了，怎么会缺少仆从、盘缠，以至于沦落到独自一人寄宿于寺庙之中呢？
有看官说了，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有后世的技能包可用，可以非常容易地就挣到大钱？
真还别说，古时候的士大夫挣钱还真是挺容易的。
以对待读书人最苛刻的明朝为例，有了秀才功名后就可以免除一切的税收、劳役，成绩优异者还有若干米粮供应（廪膳生员每月供米六斗）。
到了举人的层次就不得了，虽然《儒林外史》中范进刚一中举，就有张静斋送银子、房子的事不足为凭，但举人已经初步具有了为官的资格。不说冰敬、炭敬等潜规则性质的收入，单只乡民们为了免除苛捐杂税而投献的土地，就足够他锦衣玉食了。因为官宦的土地是不收税的，即便每年要白白地送给举人老爷一些地租，也比自己交税要划算多了。所以接纳投献并不是士大夫盘剥乡里，反而是对乡里乡亲的一种照顾。至于国家因此缺少了大批的税源，谁管呢？
在识字率不到千分之二的唐宋时期，尤其是在标榜“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理论上来说有了共同治理天下资格的士大夫——举人以上功名者，生活更是富足的不要不要的。
宋代官员的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都由**埋单。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
且以宋朝官制的繁杂，职官、差遣、承袭、加恩等等名目繁多的职务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绝不是只为了名帖上多几个字的，每一项职务都有相应的薪俸发放。假如清朝按宋朝的标准发工资，就和珅身上的几十个职务的工资就够乾隆皇帝喝一壶的了。
没办法，赵宋皇帝就是这么的大方，高薪养廉嘛。所以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别的朝代可能是讽刺贪腐，在宋朝只是事实的简单陈述而已。
至于陈述宋朝官场“官不聊生”的苏轼的《寒食帖》中描绘的“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其实只是对由金领高管变成看门老大爷的极端不适应而已。
史载，苏轼领了工资后，将百文一串，置于梁上，每天用竹竿挑下一串使用。单纯的以购买能力来看，百文大约相当于后世的一百五十块钱。五六人花用虽不宽裕，衣食还是够的，只是想回到醇酒佳人、声色犬马的生活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方仲永觉得那家伙有卖惨的嫌疑。
已经荣幸地成为士大夫一员的方仲永是不差钱的，将近千贯的交子在手，虽不敢说天下我有，但足以保证自己在途中不露宿于荒郊野外，并在京城的生活能够过得比较惬意了。
虽然可能少了邂逅美人的机会，但方仲永此时已经在绞尽脑汁地思索尽享齐人之福的办法，艳遇着实是不敢奢求了。所以，晏居厚包了两艘画舫，一为晏氏一家使用，一艘为方仲永和曾氏兄弟乘坐时，方仲永坚持自己付了船费。
除了有钱，士大夫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有自己的班底，方仲永基本上也已经具备了——仍然是忠叔和李三两位老熟人。本以为前来送行的张攀龙会有些不快，谁知张攀龙一句“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在送给方仲永一百贯交子的“程仪”中还很贴心地夹着忠叔的身契与李三的聘书。
至于大熊，却是以母亲病体未愈不宜远行为由暂时拒绝了跟随。方仲永虽然觉得遗憾，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是非常强大的理由，万没有不让别人尽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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