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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秦朝末年,刘邦押解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挡路,刘邦挥剑欲斩白蟒,那白蟒却忽作人语:“你现在杀我,将来如何回报?”刘邦说:“高山斩蟒平地(帝)还。”后来还真应验了此事,汉王朝自刘邦开基,传至汉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夺了皇位,公然改汉为新。
刘邦斩蛇、王莽篡汉都有史书为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绝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冤冤相报”的宿命论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儿。早年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其伯父、叔父举荐下,被汉成帝提拔任用,封为新都侯。哀帝即位后,受排挤,被遣回封国。哀帝病卒,王莽与其姑母王政君拥立平帝登基,因功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为平帝皇后。自此,王莽官高位显,权倾朝野。平帝驾崩后,又立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始建国元年(9),王莽彻底废去汉帝,改朝换代,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其一步步篡夺汉室江山的巨大阴谋。
历来人们对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段夺取了刘氏的皇帝宝座。他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阴谋家、巨奸、逆臣,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与咒骂。而王莽的篡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王莽生来并非野心家。年少时,勤于读书,拜名师学习《礼经》,行为举止谦恭得体,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凤患病时,他亲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面,连月不解衣带,受到伯父赞赏。王凤卒时,将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及汉成帝。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又封其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气风发,不畏权贵,不顾亲情,向皇帝揭发了表兄淳于长的罪行,在朝中赢得了忠直敢谏的美名,皇帝将其破格提拔为大司马。
哀帝即位后,王政君劝王莽不要陷入与哀帝外戚争权的斗争中,要他辞官回乡,然而没有获得皇帝批准。一日未央宫中举行宴会,王莽见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并列,认为不合礼仪,命内侍撤去,另设他座,引得傅太后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后,被遣回封国。
王莽在封国内杜门自守,勤于政事。他的二儿子因误杀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杀。百姓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动,纷纷联名上书朝廷为其申冤。元寿元年(前2),天空出现日食,朝中一些贤良趁机称颂王莽功德。迫于舆论压力,汉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与王莽迎立汉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摄政。这时,塞外的少数民族向汉廷进献白雉,群臣们认为这是王莽的功德感动了上苍,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给王莽赐号“安汉公”。对于朝廷的嘉赏,王莽固辞不受,最后由太后王政君亲自下诏,封王莽三世为三公,食邑二万八千户,他才勉强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及“安汉公”的封号。
王莽自被封为“安汉公”后,权倾朝野。汉平帝选后时,王莽自觉其女与众女并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坚拒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不适合参选,太后王政君也下诏书替王莽谦让。群臣被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上书请求皇帝立王氏女为后。经过卜筮,得出吉相,汉廷决定聘王女为后。
为了防止平帝生母卫姬及其亲属干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许下,将卫姬封为中山孝王后,帝舅卫宝、卫玄也赐爵关内侯,让他们永久居住中山国,不得返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隔离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怪罪下来,就与老师吴章谋划,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点,让内兄吕宽趁夜色把污血洒在王莽门前,迫使其改变主意。不想事情败露,王莽不仅毒死儿子,也寻个借口,将卫氏一族尽数诛灭。对朝中对此有异议者,王莽也逼其自尽。他的“大义灭亲”引得群臣一片赞颂之声,称其“为帝室故不敢顾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为汉平帝皇后,大赦天下。朝臣上书说,王莽辅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应当封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两个儿子也该封侯。太后王政君亲临前殿,赏赐王莽,王莽坚辞不受。大臣认为,谦虚辞让是他的一贯作风,应当拒绝其请求。后来,王莽只要求御史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而将所得财物悉数散于众人。王莽又奏请皇帝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子筑舍万间。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长的博学之士,汇集一起,辩论学问,订正古书谬误。这些政绩,为王莽赢得了巨大声誉。朝中先后有多人上奏皇帝,恳求赐王莽“九命之锡”(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权臣的九种物品,以示恩宠)。
此时,朝野上下,尽是对王莽的溢美之词。他又派使者持金币诱使塞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于汉朝,从而形成天下一统、四方臣服的可观局面。元始五年(5),汉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术,欲选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帝。适逢大臣上书,言浚井时发现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众人认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劝谏下,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车服出入警跸(天子出行时的戒备状态),皆如天子之制。居摄元年(6),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长沙王刘崇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威胁刘氏江山,举兵谋反,因势单力薄而遭失败。群臣趁机上书说,因为王莽权位过轻,才导致刘崇谋反,应该赋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诏,命王莽以后朝见时称“假皇帝”。至此,王莽称帝已是胜券在握,废除皇帝前的“假”字只是时间问题。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