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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爱我吗？”
“嗯。”
——题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随家人从香港迁到老家广州，当时我只有13岁，广州被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城市面貌变迁扩大，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逐渐和国际接轨。
我爸也在这批领军人物之中，投资生意做得风风火火，八零年互联网还不成熟，通讯不便，凡是跟我爸做生意的，都要低眉顺眼，托人送礼。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由于还没回归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的国语是英语，母语是粤语，我听不太懂普通话，平时交流并没有障碍，因为大家说的都是粤语，但一到上课，老师开始讲普通话，我就像听天书，云里雾里一片迷茫。
就这样，我在初二读了两学期，成绩烂得一塌糊涂。
升初三的时候，我妈看着我的成绩单终于坐立不住了，学校的制度以分数排班，成绩越拔尖所在的班级就越靠前，一共就6个班，我在第六班。
我妈哪里忍得了？
匆匆带上我到学校找校长。
84年，人们的穿戴脱离了蓝灰的黯淡，开始变得新潮起来，不在穿中规中矩的正装，而是换上了翩跹的连衣裙，凉鞋，衬衫，长裙。我记得班主任是个严肃的女人，三十岁左右，带着幅银丝眼镜，却不古板，她的眼睛美丽而犀利。
但我不喜欢她，因为我亲眼看见我妈塞了两条中华烟和一个丰厚的红包给她，于是她答应收我进尖子班。
那时候，工作忙的都不能陪在自己孩子身边。而能陪在自己孩子身边的人，说明前途一片堪忧。
我爸属于前者，家里总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做客。那时候做生意都是在自己家里开厂房办公，我爸买了一整栋房子，在客厅设了庞大的酒柜，不像个家，倒像个酒馆。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子，从小就很皮，天生反骨，我妈叫我做什么，我就偏不做，她要我向左走，我就向右走，藤条子吃了不少，不见乖巧，有一次，我妈拿藤子打我，我折断了她手里的藤子，她哭了出来。
她总摸着我的头说，我要是男孩子就好了，如果我是男孩子，我爸一定特别疼我。
每当这时候，我总觉得她很不甘心，很委屈。
我长于香港，家境优渥，可免不了老一辈迂腐的思想，重男轻女，奶奶有四个儿子，三个伯伯的媳妇都生了男孩，只有妈妈生的是女孩，至此，奶奶一步也没踏进我们家的门槛，也没有抱过我。
凡是我们家的喜事，奶奶都没有来，有一年搬新家，我爸请了奶奶四次，奶奶才肯来，可是在喜筵上，她又开始数落我妈，弄得我妈在亲戚面前下不来台。
她迂腐得可怕，总要教育我，以为我听不懂，把我叫到跟前，对着我骂我妈。
我妈恨她，我也恨她。
我妈说那个年代做人媳妇，就好比做人的一条狗。她从来看不起我妈，有次，我爸妈都忙，要奶奶看着我，我才刚学会走路，喜欢在家里攀来爬去，奶奶在看粤剧，我爬到茶几上，不懂开水的危险，用手掀翻了茶壶。
滚烫的茶水浇在我肚子上，我痛哭起来，奶奶没有管我，继续看她着迷的粤剧，直到晚上妈妈回家，才发现我被茶水淋到，肚子起了一片红泡，肌肤表层的细胞已经被烫死，所以在怎么用药酒擦都于事无补了。
妈妈气得带着我去找奶奶理论，奶奶的迂腐体现在尊卑上，她认为妈妈挑衅她的地位，不仅骂妈妈，还把老亲戚们都请出来，叫上我爸，骂给全族人听，说我妈不会教孩子，说我跟野孩子似的没有教养。
我恨她。
我不叫她奶奶，我调皮，一见到她，就捡最难听的话骂她，她要打我，我就跑进房间里反锁门。
一进尖子班，班主任就把我安排在兰仲文旁边的位置上，班主任的教学方法就是劣配优，成绩最差的人，当然要和成绩最好的人坐在一起。
兰仲文是学校的名人，是女生课间谈笑风生的热门话题。女孩的思想总是比男孩早熟。在这一年，我懂得了暗恋一个人滋味。
一个人的脾性，跟生长的环境和教育密不可分。那么我想，每个人喜欢什么类型，也都跟环境有一定的因素。
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获得我好感的人，兰仲文，年级的第一尖子生，字写得漂亮，参加过本市书法大赛，获得银奖。
也因为长得好看，任职学校的仪式领队，校庆主持，广站主持。凡是庆典，大赛，广播操，升旗仪式，均能看到他站在高台上英姿飒爽的身影，明眸皓齿，白白净净，有一种富贵少爷的味道。
记得他嘴唇殷红，透出抹莹润的流光，眼珠无暇，如洗过的碧空一般，澄澈湛然。
真真是应了桃花夭夭，灼灼其华那句话。
我很清楚他的事迹，但是我更知道，物以类聚，优生不会喜欢和劣生做朋友，因为我很快就见识到优生的手段。
一下课，数学课代表辛璇和语文课代表戴雪就围到我们的桌子对我嘘寒问暖，开学已经几天，我却迟迟才调到这个班级，她们以为是我转校生，是别的学校的尖子生，怕我跟不上进度，才调我跟兰仲文同桌。
“你叫什么名字啊？”戴雪看了眼旁边的兰仲文，他安静地看着书，心无旁骛。
那时候喜欢一个人没那么明目张胆，甚至连开口和对方打个招呼都不敢，别扭青涩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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