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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过的日子已经算足够简单朴素的了。我的课程早已修完，每天只在研究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往返。不过，我的老师们仍旧认为我的“外务”太多。什么叫“外务”呢？就是写小说。他们通常保持着和颜悦色的神情提醒我“应该多花一点精神在论文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见你在某报某刊上发表小说了”。要不，他们会这么说：“最近你知名度还蛮高的嘛。”翻译成我所熟悉的语言，这话其实说的是：“我相当怀疑你的学问到底做得如何。”
我一点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师们。他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我念研究所的第三年尾，我只剩下一年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一部当初我在研究计划里决定以三十万字篇幅完成的《西汉文学环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间为止，我只完成了第一章第一节的九千字。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时间像个植物人一样把自己种在床上读各种非关乎论文题旨的杂学书籍，小部分的时间写稿赚生活费。在没有应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觉地以为人生就是那样的。
然而那一阕小小的《菩萨蛮》改变了这一切。我因之而卷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纷扰、阴谋、斗争甚至杀戮，也因之而发现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样（且有的还比我早几年甚而几十年）给卷入了一个我们无力反抗，更无处求援的环境—他们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于往昔我所认识的面目和身份。在这整个的“卷入”过程中，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比方说我曾经提到的红莲—这些人原本只该是和我错肩而过的路人、同车而行的旅客，乃至连擦身相逢的缘分都不会有。然而，他们毕竟进驻到我的生命里来，使我忙于付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好奇加上眷恋再加上恐惧或憎恨或鄙夷或爱慕的情感。也就因为这里面有了种种情感，使这“卷入”反而成为日后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记忆。也正因为拥有这记忆，先前我从未真正认识，却一直渴望着的“另一种生活”变成比什么都真实的东西。关于这个部分，我有一个总括性的评断，那就是：当人一旦进入了、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在“卷入”的那段岁月里，我甚至连小说都不写了。
西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开了门锁，扭亮壁灯，发现屋里坐着、站着四个穿着灰色青年装的家伙。从外表上看，他们少说也有五十多岁了—可青年装是那种官僚机构里设计出来让穿者看来较为年轻的服饰。它的上衣其实就是件不用塞进裤子里的衬衫，上下左右四个口袋，采西装式领口，但是开得高些。这青年装的下身必须是同色的西装裤—总的看起来就是副铁灰铁灰的模样儿。设计这款服装的人（据说是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似乎有意借由它轻便的外观来重新塑造官僚机构里公务人员那种正儿八经的形象，使之看起来清爽、利落。当然，名之曰青年装自有它泯除公职人员因年龄分际而显示资历分际的用意。换言之，我该把这四个铁灰铁灰的人物想像得再年轻一点。
第一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是张大春？”第二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父亲叫张达，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干编审。你母亲刘兰英，没有任何职业。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号。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学毕业、私立大华中学毕业、市立成功高中毕业、天主教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研究生，对不对？”第三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发表过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六十篇散文。在大学里参加过合唱团，唱男高音。此外，你还是‘救国团’外围单位中国青年服务社训练出来的‘噜啦啦’服务员，对不对？”第四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张翰卿交给你的一块破布在哪里？”
冲着前三个问题，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关于第四个，我迟疑了一下，正想答以“什么破布？”的时候，紧靠着我身边站着的第一个五十多岁的青年微微抬了抬腿，盯着他的大皮鞋道：“上面好像不许踹人了现在，嗯？”第二个五十多岁的青年坐在我的床沿上直了直身子道：“别吓着人家孩子。”话才说完，第三个五十多岁的青年豁地从椅子里蹿起来，重重地把一本《史记会注考证》砸在桌面上，道：“你不是咱们党员吗？”我刚点了点头，脑子里闪过一个“当年加入国民党总算沾上关系，占到了便宜”的念头，那第四个五十多岁的青年已然接腔说道：“党员有他妈*用，党员更他妈该老实点儿。”
在那一瞬间，我勐可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你可以说这感觉来得迟了些，因为早在我扭亮壁灯的时刻就该感觉自己被侵犯了。而事实上早在那之前不知许久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宿舍，侵犯了我老鼠窝一般凌乱的、污秽的、臭不可闻的生活空间。你也可以说这被侵犯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强烈，其中还含有老鼠自觉其不堪的恼羞之怒在内。他们四个并没有指责我，他们甚至既不在意，也不意外于我过得像一只老鼠—唯其如此，一只像我这样过纯正老鼠生活的人反而非常不舒服—好像你把一切摊在人的眼前，无所遁形，人却视而不见。当人对你的一切了若指掌又视若无物的时候，你就更卑微了一点。
在那个极度卑微的瞬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写小说的乐趣—它不再是我为了赚稿费而干的活儿，却登时成为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应声对那四个穿青年装的家伙答道：“那块破布是一封血书。”
四个家伙蓦地你看我、我看他、他看你了起来。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面面相觑的情况。我立刻知道，他们给诳进我的小说里来了。血书太离奇、太诡异、太不真实、太令人意外。正因为这样，他们既失去了对一切了若指掌的控制，又无法对我的叙述抱持原先那视若无物的态度。在这个面面相觑的刹那之间，四张嘴巴不约而同地动了动，重复了“血书”二字。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技巧—用最不离奇、最不诡异、最写实的也最吻合经验或逻辑法则的细节描述来赢取读者进一步的信任：
“乍看那字迹是黑色的，但是绝对不是墨水写的，是血—因为年代久了，所以看起来发暗、发黑而已。还有，那其实也不是什么破布，是一块有点像府绸料子的手帕，只不过很旧了。”
接着，我把那块虚构出来的手帕讲得十分详细—包括它的精丝滚边，一角上绣了个“潘”字（字体是带有魏碑式棱角的正楷）等等细节—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我还不知道一封血书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需要一点时间。那四个五十多岁的青年之中的两个居然还从口袋里掏出小记事本子来写着了。一面写，一个家伙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句：“那么东西呢？不是交给你了吗？”
“又被那个开救护车的万老头拿回去了。”我尽可能让自己的脸看来比清白无辜还要再清白无辜一点，“他说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你们知不知道我老大哥从前是混老漕帮的？”最后一句我故意放低了声，带点克制不住的兴奋。结果没人理我。
只那原本想拿大皮鞋踹我的径自问道：“手帕上写了些什么？”
“没写几个字。写得很潦草，是那种比行书还难认的草书—所以我老大哥才找我去认的，他以为读中文系的什么字都认得。”我皱着眉，看似想得很吃力，其实也的确想得很吃力地把我记忆之中和老漕帮有关的一点知识拼成下面的话，“坦白讲，第一个字我认不出来，第二个字是个‘物’字，动物植物的物。接下去是‘在大通悟学之上’。下面又有两个认不出来的字。然后是‘密取’。然后又有四个认不出来的字。最后是‘戒所得’。就是这样了。”
“什么物在大通悟学之上什么什么密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戒所得。”摔我的《史记会注考证》的家伙把他所记的句子念了一遍，像是在向我求证似的深深望我一眼。
我点点头。其实这段话可以说根本没有意义。我在一个字、一个字念着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家父。因为他也是在春、夏、秋三季里穿着青年装去部里上班的那种标准公务员。我老大哥曾经告诉过我，家父从前在帮字辈是“理”，所以我脑子里胡乱转出来的第一个字是个“理”字，由此我又干脆用了个和“理”同音的“礼”字编出“礼物”这个词。可是有谁会在一封血书中赫然提到什么“礼物”呢？于是“礼”字必须说成是一个我认不出来的字。
有了第一个词，接下来的句子就方便了。我暗自想着的句子是：“礼物在大通悟学之上宜速密取勿为猪八戒所得”。大通悟学是“理”字辈底下的四个字辈，底下的“宜速”以及“勿为猪八”根本就是我随便想到，也随口说成是我认不出来的字—如果这整句话有任何意思，也不过就是在骂这四个人是得不到礼物的猪八戒而已。
这四个猪八戒相互使了个眼色，似乎并不满意，却不得不满意的模样。我随即表现出想多帮一点忙的样子说道：“我听说大通悟学是老漕帮论字排辈的四个字谱。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了。”
“你最好别懂。”第一个猪八戒说。
“你忘了更好。”第二个猪八戒说。
“我们根本没来过，这样你明白吗？”第三个猪八戒说。
“能明白就再好不过了。”第四个猪八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