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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
一、 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