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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海还是剑拔弩张之势,根本无从通信。没次我回家告诉娘,娘都是应了一声,就继续埋头,在不声不响地做活。
奶奶死后,爹愈发的无法无天。村里人都忙着自家的事情,没有谁理会家长里短,地里的活早起晚睡都忙不过来,谁闲的理会。
另一边却传来了噩耗,哥哥在越战前线牺牲了,县里领导到我家里来慰问爹娘:“周秋生同志,是党的好儿子,请你们二老节哀。”
爹把碗和筷子都扔了,把领导赶了出去,村支书压服着爹,才没有闹大,不过哥哥的烈士抚恤金依旧是给了,过年过节,村里还都给我家添置点米面。
娘的泪眼哭肿地再也消褪不下去,她的眼皮高高翘着,厚厚的一大坨,我带她到县城去看病,她执意不肯:“过阵子就好了。”娘总是这么回绝我。
工作之后,忙得兜兜转。忙着结婚,忙着养孩子,忙着工作,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宿舍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大约有三四年的光景吧,我也没有见过爹娘。偶尔写一两封信汇到村里,从来没收到过回信。我们那个村里子,识文断字的都早早地离开了。
不过我还是会执意往那个单位门前绿色的邮筒里时不时塞一封信,算是慰藉我游子的挂牵吧。
偶尔的一天,我看报纸,上面写着:“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允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我惊喜地攥着这份报纸,心想这就是娘等了一辈子的消息,终于等到了。
妻子只当我是发神经,谔谔地说:“看份报纸吧,也把你激动成这样子。”
我随即向领导告假,携妻带儿,回了湘西老家。
路还是泥泞的土路,然而已经通了公共汽车。车一颠一颠,行驶在崇山峻岭之中,儿子一个劲的啼哭,妻子怎么哄也不顶事,一个劲的抱怨:“回趟老家,也要孩子遭这个罪。”
我到了村口的时候,看见破庙已经被拆除,换上了宽敞亮堂的三间瓦房。
孙老师依旧倚在土坯墙根儿下,晒着太阳,听着收音机。
“孙老师。”我兴冲冲地朝着他喊道。
“谁呀!”他耳背的厉害,声音都喑哑了。
“我是冬生。”我扯着嗓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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