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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
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对方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春秋时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翦灭此而朝食”。[10]
战争的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我们知道，封邦建国是要划定国境线的，叫“封疆”。国境线叫“疆”，所以战场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战争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11]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前575），晋楚两国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大夫郄至（郄读如隙）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对一国之君的礼貌和恭敬。
这时的楚君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郄至。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郄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郄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郄至更是三行肃拜之礼，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12]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这个时候，谁讲礼仪，谁就是找死。
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军事奥林匹克，只可能在春秋。
[9]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避三舍，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7年对楚成王的承诺。
[10]见《左传·成公二年》。
[11]见《孟子·离娄上》。
[12]见《左传·成公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