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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原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传说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吃不休，勇猛无比。黄帝不能力敌，请天神助其破之。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被黄帝所杀，帝斩其首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后黄帝尊为“兵主”，即战争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诸侯见像不战而降。传说中性情豪爽、刚直不阿、打仗勇往直前，充满武将帝王阳刚之美，不为一代盖世豪杰。后来人们为了歌颂黄帝，便丑化，把他论为妖魔、邪神形象。中华三祖苗族的形象：《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云：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其后《龙鱼河图》（《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云：“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述异记》云：“食铁石”，“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而云：“兄弟八十人”（《龙鱼河图》）或七十二人（《述异记》）者，则神之又类人间一巨人部族。而《皇览?冢墓记》复云：“冢，在东平寿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旗。肩脾冢，在山阳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又传言，黄帝杀之实一部属，在重伤陷绝境处舍身换穿衣，为主自杀。追兵至，辨衣着为。死后葬于涿鹿矾山”；《封禅书》记齐祀八神，“三曰兵主，祀”。遂终以战神形象，载入史册。
[编辑本段]是农耕部落的名称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之作注。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战神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最为暴”，析其意，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并非庶人。进而提出“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之说，可见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编辑本段]与炎帝、黄帝的关系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传》说：“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落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部浇崭露头角。
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黾池”黾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
关于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而巩固帝位，黄帝与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于中冀；三说是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貙、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风伯雨师是农耕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而明于天道……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关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第二任酋长亦称；第一代部落成员称，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的遗裔在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泉会，水出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中央，河流源头来自东灵山，即《山海经》里说的“灵山”，河流从矾山镇折向东，流入桑干河。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新安县有屋场等。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音近，其国或为遗裔所建。
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与苗民相提并论：“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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