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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
自起兵攻明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趁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去职，巡抚袁应泰举措失当的机会，于是年三月直逼沈阳，随即在十三日挥兵猛攻。（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称此役“虏骑十万”当有夸大）
就在沈阳战况垂危之际，城外浑河之畔一支由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派来的数千忠州石柱土司兵跃跃欲试。[2]
《明史》载秦良玉部历经沙场，战无不胜，“驭下严峻”，所部号称白杆兵，“素为远近所惮”。时秦良玉派遣其兄秦邦屏统带此劲旅赴辽，这支川兵皆强悍能战，装备川东少数民族特有的利剑大刀和锋利的长柄竹矛，身披铁甲外又再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军容壮整，意气昂然。[3]
天启元年(1621年)沈阳被后金攻占的时，一支由川浙兵组成的援辽大军在总兵童仲揆、陈策等率领下，推进到浑河，欲与沈阳城内的明兵对后金兵进行夹击。
听说城已被占，陈策下令还师。游击周敦吉等一再请战，诸将激动地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于是明兵分为两营，周敦吉与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先渡河，在桥北立营；童仲揆、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明世统浙兵三千在桥南立营。
八旗骁骑的冲锋不胜于川东土司兵之锋锐，数冲未果，这些土司兵虽人数少于八旗，却都殊不畏死，组织严明，使用的又是上带长刃下配有铁环的奇怪兵器，殊异平时明军，使八旗军极不习惯，打头的精锐红巴甲喇军经恶战被击败，当即退却下来，八旗军上下震惊！
骑兵不敌，努尔哈赤急以“后军往助”（《清太祖实录》卷7），川兵也不畏生死寸土不让。据《全边略记》和《山中闻见录》的记载，土司兵连续击退八旗强劲的步骑猛攻，挟着攻占沈阳之胜利余威的八旗劲旅，竟在四川步兵抗击下“死于枪弩弩弩弩弩者数千人”，后继骑兵也被打得“纷纷坠马”。
但身经百战，并经受过严酷训练的八旗军也是相当顽强，“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双方激战多时，尽管土司兵们非常饥饿，而八旗虽以众击寡，却仍然难分胜负。
连后来清朝史料也记载道:“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见《满文老档》上，第117页）“川兵营甚坚”（清代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4]
“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皆见：清人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擒后金一参将、二游击。
川兵营甚坚，后金多次进攻无果。八旗劲旅“死于枪弩弩弩弩弩者数千人”，努尔哈赤急以“后军往助”。李永芳找到被俘的明朝炮手，亲自解开捆绑，人赏千金，用来攻击川军，发炮无不立碎者。经过激烈交锋，川军终于饥饿疲劳，难以支持，全部被歼灭。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周世禄从西北逸出，邓起龙、袁见龙夺桥西奔，带领残军俱走入浙营，继续坚持作战。浙兵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后金兵消灭江北川兵，迅速渡河把浙兵包围数匝。
就在北岸血战之际，南岸以童仲癸、陈策率领的浙江兵三千人也在离浑河五里处布列战车铳炮，扎营响应。
努尔哈赤深感川兵之劲厉，再三告诫刚刚惨胜的八旗兵“勿轻敌”，并故意强调“仲癸所将皆川兵”以警醒部下。（录自《三朝辽事实录》）[5]
后金兵得以集中兵力攻浙兵营，明总兵陈策、童仲揆、张明世、戚金等将领沉着应战，积极布阵，誓后金兵决一死战。明军以火器射击，杀伤相枕。火药用尽，两军便开始短兵相接。战斗极为激烈，明军的步兵没有弓、撒袋，他们持三尺长的竹竿枪和腰刀，披甲胄，外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在夜幕降临时与后金兵交战，一度胜负未分。但后金增援部队加入，明军浙营溃败，陈策战死。后金兵万矢齐发，童仲揆与戚金、张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战死。后金前后损失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彦、雅木布里、西尔泰、郎格、敦布达哈、木布、禄汪格等战将。[6]
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三千余援兵，行至白塔铺，观望不战。遣兵一千为哨探，遭遇到后金的将领雅松。雅松望风而逃，明兵放枪紧追，直追到后金左翼四旗兵营前。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气愤至极。在后金兵向浙兵营围攻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明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始进前一战，遇阻击先后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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