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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永自赈灾事宜安排好之后,又去白马山守了两天。看张攀龙几人做起事来,也是很有条理。一切走上正轨之后,便放手交于别人去做了,自己仍然回到家中温书、练字。
中国人的习惯,不过了元宵节是算不得过完年的。县学规定的开学时间也是正月十六。方仲永起了个大早,来到了学堂。刘先生管理素来严格,尤其不喜学生迟到。若有迟到者,轻则罚站,重则戒尺伺候。
方仲永进到学堂,还没来得及询问张攀龙等人灾民的情况,刘先生已经进来了。只见先生面色严肃,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道:“按往年惯例,二月二十就会有县试了。若是到时有成绩优异者,可往州城抚州参加四月的州试。若能州试过关,就可以参加江南西路的路试了。若能通过,就算是有了秀才功名了。有秀才功名者,才可参加九月的解试。至于以后的省试甚至是殿试,先生我也没考过,就不多说了。”学生们哄堂大笑。
刘先生待学生笑够了,才道出了下文:“总之,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十天了。因此,这段时间内,每十天休沐半天以便你们盥洗沐浴。不得请假,不得旷课,不得迟到。明白了吗?”学生们稀稀拉拉的回答“明白了”。
方仲永觉得有些夸张,小升初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
各位看官,如果把北宋科考的环节与后世对比的话,县试约莫是小升初,州试就是中考,路试就相当于高考了(过了就是秀才,也就相当于大学生了),解试就是考研,省试(尚书省组织的考试)大约就是考博。至于殿试就厉害了,抵得上高级公务员考试了。
小升初自然是不算难的,可若是整个抚州只有一个学校招生呢?抚州乃是下州,仅辖临川(州府所在)、崇仁、宜黄、金溪四县。共有参加名额六十五个,分到金溪县只有十五个名额。县学五十三名学生,是要淘汰掉七成多的。且县试是在金溪本地举行的,知县大人、县丞大人、主簿、典史等官吏都可参与。这样,也就给了如张攀龙一般的二代提供了舞弊的机会。尽管有刘先生鼎力支持,方仲永也觉得难度不小。
把担忧委婉地和先生一说,刘先生哈哈大笑道:“你多虑了。且不说县衙诸官吏要顾及颜面,不敢将真有才学的学子尽数黜落。更何况他们还有举荐的权力,推荐自家子侄直接参加路试就是了,无须挤占寒门学子的名额。”
没有了后顾之忧,方仲永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别看只是个县试,规矩和高级别的考试是一样的。
诗赋、经义、策论一样不少。
诗,都是命题诗,且限定韵脚。若是不能按韵落字,即为不合格。虽然有些限制了思路的缺陷,但考试嘛,论的未必就是诗才。古来这么多的应试诗,除了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外,余者几无名篇。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韵书》就是为了对付它的。先把诗写出来,换上符合韵脚的近义词也就是了。尽管可能会差了点儿意思,大体不差就行了。
还要记住特殊的格式要求:比如本朝皇帝名“祯”,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出现“祯”字的,太祖、太宗的名讳也是如此。你看看人家明太祖朱元璋多贴心,怕天下读书人为难,特意给自己的后辈按金木水火土的偏旁取名字。本来平常的一个“照”字,加了个火字旁,不就不用考虑避讳的问题了?
解决避讳问题就更简单了。宋朝开国至今仅四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及当今官家赵祯(仁宗是庙号,死后用的),凡是他们名字上的字一律不用就是了。
最难的是策论。
“策”还好说,就是对时政简要地说一说建议,属于简答题。“论”就要回答地详细而可行。因为古人的“淳朴”,他们深信由文章(特指论述性质的文章)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格局。
他们认为,敢于针砭时弊的人,往往都是刚直清廉的人,如文天祥。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
如果是个没有立场、投机取巧的人,他的文章往往都是言之无物、见风使舵的。如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假如在事先不知道考题的情况下,哪怕你是久经考验的资深写手,总不免在长篇大论中暴露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若是考官仔细分析,是不难发现一个考生的执政理念的——古代科举的合理性就在于此。虽然有不少人在宦海浮沉中丧失了自我,沦为金钱和权势的奴隶,但初入仕途的谁没有一颗红心呢?
《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要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目标。前者属于个人修养,后者属于执政理念。
刘先生认为方仲永的个人修养很好,齐家做得也还不错,但明显缺乏对于执政一方的问题的思考。
各位看官切莫吐槽,古时的读书人都是经常自己若为封疆大吏如何如何,自己若执宰天下又如何如何的。《论语·侍坐》中,孔夫子的几位高徒的志向无一不是治理一地,区别只在于地方大小、用时长短。连粗通文墨的黄巢年少时也说“他年我若为青帝”,尽管口气狂了点儿,但也可见古时读书人想“代天子牧民”的心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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