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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
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卖价一万多元。这些国宝都是罕见的珍品,天津古玩业闻听此事,非常眼红。
当时面粉售价是每袋二元,一万多元的价钱在民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溥仪不久就挥霍一空。溥仪就又拿出几件珠宝让人售卖,并叮嘱售卖人多到几家古玩店估价,然后再卖,以防上当受骗。
经办人先到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又到天宝、物华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一带的古玩店,都估价在五万元到六万元之间,最后仍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以六万多一点的价格成交。
为什么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计的价格如此接近呢?这里面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到了作用。当时天津许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贵珠宝古玩时,相互间就要抬价竞争,结果会大伤元气。
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遇到有珍贵珠宝古玩出卖时,几家古玩店、金店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的价钱以内,以后不论哪家收到货物,所得利润平分。
当这批国宝在恒利金店以六万元的价格没有成交时,现场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对古玩珠宝非常在行。据他鉴定这是一批稀有国宝,能够赚到大钱,就提议这批珠宝为“伙货”。当时他就给十家较大的金店、古玩店报信,见到这批货物的估价不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都作为“伙货”,所得利润大家平分,结果万昌古玩店顺利成交。
事后肖麻子得到了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报酬共计3000元。怕上当的溥仪还是上了当。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了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售价总计60余万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神情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伪满皇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要情况。他们通知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离开“新京”迁往通化。
此时的溥仪异常惶恐,但他感到和他同行的家属、用人以及行李等物甚多,特别是伪满洲宫中所藏的那批国宝怎么办?当天实在是无法动身,于是溥仪向山田乙三等人苦苦哀求,结果总算得到了“缓限三天”的“恩准”。
山田乙三刚走,溥仪就把随侍和内廷学生找来,慌慌张张对他们说:“要上通化大栗子沟了,赶紧收拾东西。”接着又亲自向他们具体布置了收拾哪些东西和怎样分类装箱等事。溥仪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枪比划一下说:“情况紧急!你们每人都带上一支,以防万一。”
溥仪亲自带着几个人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画等打开,由他亲自挑选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晋、唐、宋、元的书法名画。为了能多带一些,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一般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但当他们第一次检查这些行李时,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