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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他死后腹中无水？1979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 艾笛来中国，对萧乾夫妇说，“那一年，本来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但查明他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年”是指哪一年？
舍的长子舒乙说，老舍后来是被通知来接他的胡絮青弄回家的，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胡絮青为他清理伤口，血块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纱进了肉里，掀不开，需用棉花沾上热水，一点一点浸软了，再轻轻揭撕。胡絮青不敢哭，尽力说着话，浑身在颤动。他们谈了许多，是生与死的长谈，但他未对亲人直言。在他临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须拿“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联报到。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决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头。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时去“上班”，出门前，把3岁的小孙女唤到身前，俯下去，拉着她手，慢慢说：和爷爷说再——见——！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联，而是失踪了。
家人焦急万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的人听完他陈述后，接了信，说会立即报告。几小时后来了电话，说上面正派人在设法寻找。
8月25日，市文联电话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张纸来，写着：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他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老舍的尸体，是晨间来湖边锻炼的一个演员发现也有说是几个小学生发现的，去湖边玩，看见里面漂了个东西，用石头砍，后来才看清是个人，叫了起来，公园的人报了案。其中一个亲眼目睹的小学生后来说，老舍脚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从后湖的桥上跳下自杀的。也可能是他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85页。）在离岸十几步远的水面，有个人的后脑露出来。人们七手八脚，打捞上来（负责打捞的是北太平庄派出所副所长高长森。），见全身已冰凉，岸边有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钢笔，口袋里有工作证，写了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者哗然，给他盖上席子，以防日晒。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就传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选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去之地，是找他母亲来了。
多年以后，舒乙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在旧城西北角，外面是太平湖，对应于城里，就是观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后，亲自给他母亲买的住地。
“当他丧失了一切（本书著者按：这种“丧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恋的，那些没被战火摧毁，却被人为拆除、毁坏的北京旧城和不少文明古迹，以及随之荡然无存的老北束风习、文化、生活样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筑学家、学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书，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墙和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但基本上都没有保住。几十年后，不少人为之惋惜不已。如果当时听取梁思成等专家们的建议，巧妙地把它们加以改造、利用，那将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属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据公园看门人的介绍，24日这位老人就一直在这里坐，从早到晚，都没有动。手里拿了一卷纸。25日清晨，湖面还飘浮着那些纸，打捞上来看时，却是**诗词，很工整，是老舍亲手抄写的。
也有说他是绝望了，创作困惑而绝望，没有了自由空间，红卫兵打人、“破四旧”，行为的意义同历史上的“焚书”一样，他无路可走。或说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没有经历任何风浪，没有吃过任何亏，暴雨一来，就没扛住。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牵强。冰心则说，他自杀很可能因为脾气硬，受不得委屈，一直听的全是称赞的话，夸他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平时乐观，忽然受批斗，就受不了，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并认为他一定会选择跳水，他小说里自杀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69-83页。）。
一个细节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没被允许看他最后一面，她被通知去认尸，到达时，看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想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在尸体的脚上摸了摸。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参见梁实秋确知老舍死后所写的《忆老舍》。）。随后尸体被送去八宝山，匆匆火化，因为是“自杀”、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亲一样。
据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被这样“处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过，这些细节又与浩然、林斤澜的见闻不太一致。因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后，曾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絮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林斤澜因此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革委会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同事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责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林斤澜认为，浩然所说的他8月23日晚给胡絮青打电话，让她接他回去，胡絮青态度很不好，说她没办法接老舍。老舍死后，浩然又给胡絮青打电话，胡絮青态度仍很冷淡，林斤澜倾向于相信浩然的话。
此外，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过两岸文学座谈会，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先生不同意，举了五点理由，主要是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钱太太，在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后，一头碰死在儿子棺材上。《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折磨后，上吊而亡。《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老舍还在信中说，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绪低落，“文革”初起，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老舍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去，并不顺脚。看来老舍是专门去的。说明老舍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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