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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南大洋村的地势状若龟背。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从南大洋取土,垫起高高的大房身。随着地势,越往下房身越高。房身上建起干打垒,屋顶苫上南大洋里的苇子,又防雨又暖和。
邵勇带着众人,撑着木筏直奔中街。来到村口,看洪水虽猛,却多在房身以下,这才把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南大洋村中街地势最高,西北和西南地势偏低。邵勇不敢怠慢,撑着木筏,顺着变成河的街道,划向西北街。
中街往南,一条不宽的巷子里,浊黄的洪水打着旋儿,漂浮的枯枝、菜叶,在水面上堆积了厚厚一层。邵勇家的院子上了水,洪水比门槛还高,可邵大妈在门槛外叠起了水坝,如同一座瓮城。邵大妈隔三差五,拿水瓢把渗进瓮城的水淘出去。
十五岁那年,邵勇爹病逝。邵大妈独自把邵逸、邵勇姐弟俩拉扯大。邵逸中学毕业后,干了两年农活,因为书念得好,被抽调到村小学当了民办老师。后来成了小家,调到婆家那边小学工作。
队上分口粮要看工分。邵勇爹刚走那阵儿,邵大妈眼睛哭出了毛病,队上的农活干不顺手,出的工不多。队里分粮时,把上等的粮食,先分给了家里劳动力多、挣工分多的人家。劳动力少,贡献小的人家,就只能分马料。
邵逸、邵勇的中学在三岔口,离南大洋十几里,上下学全靠走。早上要比三岔口的学生提前一个小时,下午放学又要晚回家一个小时。
邵逸上初中那会儿,家里虽穷,但邵勇爹心疼女儿,中午给邵逸带的饭盒里,是粟米掺了大米的二米饭。轮到邵勇上初中,父亲身体垮了,家里更难了,邵勇中午的饭盒里就只能带粟米。
学校有座小食堂,午饭时每班派出值日生,把全班的饭盒用柳条筐抬回教室。干部、工人子弟和家里条件好的同学,脸上挂着自信的神情,最先挤向柳条筐,手里垫着抹布,把饭盒捧在手上,得意地揭开铝制饭盒,亮出白花花、软糁糁、香喷喷的大米干饭。回到座位上,还会取一只精致的小菜盒。
邵勇是最后取饭盒的几个人之一。他没有菜盒,只有家里带来的几根咸萝卜条。这个年龄的少年有着强烈的自尊。为了不被同学发现,他拿了饭盒躲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吃。
从第二天起,粗劣的食物,就成了这个少年不肯轻易示人的秘密。到了秋底,邵勇死活不肯带饭盒了,因为入冬天冷,在小树林里吃显然不太合适。他整个下午都饥肠辘辘,不仅要忍受饥饿,而且还要极力控制肚子里滚动的雷声。
完全可以想象,不吃午饭,坚持下午学习,脑袋的状态。对一个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的少年,饥饿是多么地痛苦与残忍。以致听到放学的铃声,邵勇都如同刑满释放,重获新生。因为放学,不仅解放了他被饥饿折磨得消瘦的身体,更解放了他发条般拧紧的神经。背着书包,不走大路,在学校和家之间取一条直线,迈开腿,穿越横亘在面前的一排排梳齿般的田垄,像迈过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道坎儿。他上气不接下气,拼尽最后的力气,向苫着芦苇的三间泥土房飞奔。
草房的灶屋里,邵大妈在给鸡剁菜,给猪擦食。咣当一声,邵勇气喘吁吁推开房门,一头撞进屋来。揭开冰凉的锅灶,怪怨道:
“妈,您怎么还没做饭呢?”
邵大妈惊诧地回头,看着自己向来孝顺的儿子,一下子被儿子狼一样饥饿的眼神儿吓到了。她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深深地自责,赶紧扔下那些下蛋的鸡,接过儿子手中的锅盖戳好,拎舀子,涮锅,添水。又抱来柴火,塞进灶坑,点起灶火。抄起搪瓷盆,舀米,淘洗,下锅……
邵大妈经历过1960年的大饥荒。儿子的眼神,唤醒了她熟睡的记忆,刀子一样刺痛了她这个当妈的心。她懂自己儿子,要不是实在饿极了,他不会使性子。哪怕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牙缝里也不会跟自己欠半个字。他怕惹自己这个当娘的着急上火。
邵勇爹病逝后,邵勇提出退学,她没有反对,只是默默抹了一宿的眼泪儿。家境如此,必须有个男人站出来顶门市。这乡下人的规矩。如果没有男孩也就罢了。邵勇是男孩子,尽管他比他姐邵逸聪明,可他是老邵家他爹这根藤上的独苗。为了这个家牺牲学习机会,等于自断前程。作为母亲,她深深自责与痛苦,然而,她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
此时此刻,邵大妈的感情异常复杂,既对邵勇辍学的惋惜,又为邵勇男子汉般的担当自豪!她常背了人,笑了哭,哭了笑。因为他觉得儿子乖,老邵家又有指望了!
邵勇入社,先是跟冯铁匠学打铁,剪子、菜刀,锅铲,也打犁铧、锄、镰、锹、镐。来了物牲口,就给牲口钉掌。铁匠炉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关门歇业后,邵勇又跟着罗木匠、吴瓦匠打下手。
当了两年民兵,现在已经是大队民兵连长。这也破了由退伍兵当连长的规矩。儿子出息,当妈的也不能拖儿子的后腿。凡事都要走在前头,抢在头里,想得就要远,就要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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