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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就在顶端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之外，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它广阔无垠，直达天际。那种愉快来自宏伟的山峰环抱着的一个树木葱茏、绿荫盖地的大山谷；也来自满是黑色石子和闪光漩涡的明净溪流。这景色与我在冬日铁灰色的苍穹下，冰霜封冻、积雪覆盖时看到的情景多么不同呀！那时候，死一般冷的雾气被东风驱赶着，飘过紫色的山峰，滚下草地与河滩，直至与溪流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那时，这条小溪是一股混浊不堪、势不可挡的急流，它冲决了树林，在空中发出咆哮，那声音在夹杂着暴雨和旋转的冻雨时，听来常常更加沉闷。至于两岸的树木，都已成了一排排死人的骨骼。
四月已逝，五月来临。这是一个明媚宁静的五月，日复一日，都是蔚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轻柔的西风和南风。现在，草木欣欣向荣。罗沃德抖散了它的秀发，处处吐绿，遍地开花。榆树、梣树和橡树光秃秃的高大树干，恢复了生气勃勃的雄姿，林间植物在幽深处茂密生长，无数种类的苔藓填补了林中的空谷。众多的野樱草花，就像奇妙地从地上升起的阳光。我在林阴深处曾见过它们淡淡的金色光芒，犹如点点散开的可爱光斑。这一切我常常尽情享受着，无拘无束，无人看管，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这种自由与乐趣所以这么不同寻常，是有其原因的，而说清楚这个原委，就成了我现在的任务。
我在说这个地方掩映在山林之中，坐落在溪流之畔时，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舒适的住处吗？的确，舒适倒是够舒适的，但有益于健康与否，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是大雾的摇篮，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滋生地。时疫随着春天急速的步伐，加速潜入孤儿院，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五月未到，就已把整所学校变成了医院。
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所以大多容易受到感染。八十个女生中四十五人一下子病倒了。班级停课，规章放宽。少数没有得病的，几乎已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医生认为她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保持身体健康。就是不这样，也无人顾得上去看管她们了。坦普尔小姐的全部注意力已被病人所吸引，她住在病房里，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寸步不离病人。教师们全都忙乎着，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打铺盖和做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有些人死在学校里，悄悄地草草埋掉算数，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
就这样，疾病在罗沃德安了家，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房间里和过道上散发着医院的气味，药物和香锭徒劳地挣扎着要镇住死亡的恶臭。与此同时，五月的明媚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洒向户外陡峭的小山和美丽的林地。罗沃德的花园里花儿盛开，灿烂夺目。一丈红拔地而起，高大如林，百合花已开，郁金香和玫瑰争妍斗艳，粉红色的海石竹和深红的双瓣雏菊，把小小花坛的边缘装扮得十分鲜艳。香甜的欧石南，在清晨和夜间散发着香料和苹果的气味。但这些香气扑鼻的宝贝，除了时时提供一捧香草和鲜花放进棺材里，对罗沃德的人来说已毫无用处。
不过我与其余仍然健康的人，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从早到晚在林中游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上哪里就上哪里。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从不靠近罗沃德，家常事也无人来查问，脾气急躁的管家已逃之夭夭，生怕受到传染。她的后任原本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因此给得比较大方。此外，用饭的人少了，病人又吃得不多，于是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新管家常常没有时间准备正餐，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我们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到树林里，各人找个喜欢的地方，来享受一顿盛宴。
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这块石头兀立在小溪正中，又白又干燥，要蹚水过河才到得那里，我每每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姑娘。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名叫玛丽·安·威尔逊，这个人聪明伶俐，目光敏锐。我喜欢同她相处，一半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一半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她比我大几岁，更了解世情，能告诉我很多我乐意听的东西，满足我的好奇心。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姑息，从不对我说的什么加以干涉。她擅长叙述，我善于分析；她喜欢讲，我喜欢问，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就算得不到很大长进，也有不少乐趣。
与此同时，海伦·彭斯哪儿去了呢？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是我把她忘了，还是我本人不足取，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安·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回敬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而海伦呢，要是我没有说错，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
确实如此，读者，我明白，并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毛病很多，长处很少，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一样温柔，一样令人珍重。不论何时何地，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带来丝毫损害。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她从我面前消失，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已经有好几周了。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因为她患的是肺病，不是斑疹伤寒。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认为肺病比较和缓，假以时日并悉心照料，肯定是可以好转的。
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但在这种场合，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而且又看不清楚，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远远地坐在回廊上。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玛丽·安在林子里逗留得很晚。像往常一样，我们又与别人分道扬镳，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远得终于使我们迷了路，而不得不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问路。那里住着一男一女，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回校时，已经是明月高挂。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呆在花园门口。玛丽·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很重，所以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她先进了屋，我在外面呆了几分钟，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栽好以后，我又多耽搁了一会儿，沾上露水的花异香扑鼻。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那么宁静，又那么温煦。西边的天际依旧一片红光，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月亮从黯淡的东方庄严地升起。我注意着这一切，尽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着。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这会儿躺在病床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把人从这里唤走，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会是一件十分悲伤的事。”
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潜心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迷惑不解了，也是第一次左右前后扫视着。在自己的周围看到了无底的深渊，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其余一切都是无形的浮云和空虚的深渊。想到自己摇摇晃晃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便不禁颤抖起来。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却听得前门开了，贝茨先生走了出来，由一个护士陪着。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正要关门，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
“海伦·彭斯怎么样了？”
“很不好。”护士回答说。
“贝茨先生是去看她的吗？”
“是的。”
“对她的病，他说了些什么呀？”
“他说她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了。”
这句话要是昨天让我听到，它所表达的含义只能是，她将要搬到诺森伯兰郡自己家去了，我不会去怀疑内中包含着“她要死了”的意思。但此刻我立即明白了。在我理解起来，这句话一清二楚，海伦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她将被带往精灵的地域，要是这样的地域确实存在的话。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种令人震颤的悲哀，随后是一种愿望，一种要见她的需要。我问她躺在哪一个房间。
“她在坦普尔小姐的屋里。”护士说。
“我可以上去同她说话吗？”
“啊，孩子！那不行。现在你该进来了，要是降了露水还呆在外面，你也会得热病的。”
护士关了前门，我从通往教室的边门溜了进去。我恰好准时，九点刚敲，米勒小姐正吩咐学生上床。
也许过了两小时，可能是将近十一点了，我难以入睡，而且从宿舍里一片沉寂推断，我的同伴们都已蒙头大睡。于是我便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在睡衣外面穿了件外衣，赤着脚从屋里溜了出来，去寻找坦普尔小姐的房间。它远靠房子的另外一头，不过我认得路。夏夜的皎洁月光，零零落落地洒进过道的窗户，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的房间。一股樟脑味和烧焦的醋味，提醒我已走近了热病病房。我快步走过门前，生怕通宵值班的护士会听到我。我担心被人发现赶回房去。我必须看到海伦——必须在她死去之前拥抱她一下，我必须最后亲吻她一下，同她交换最后一句话。
我下了楼梯，走过了楼底下的一段路，终于毫无声响地开了和关了两道门，到了另一排楼梯，拾级而上，正对面便是坦普尔小姐的房间。一星灯光从锁孔里和门底下透出来，四周万籁俱寂。我走近一看，只见门虚掩着，也许是要让闷人的病室进去一点新鲜空气。我生性讨厌犹犹豫豫，而且当时急不可耐，十分冲动——全身心都因极度痛苦而震颤起来。我推开门，探进头去，目光搜索着海伦，担心遇见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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