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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