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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出身
于成龙出生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元顺帝时期，当时为了躲避战乱，他的先祖迁移到了石州（今天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的白霜里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于成龙的高祖父于素这一代，大约是在明朝初期，他们又将家迁往了石州北乡，距离石州城约30公里的一个名为来堡的小村庄。这里环境幽静，远离尘嚣，非常适合居住和耕作。
于成龙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时（公元1617年9月26日凌晨），是于时煌和他的原配夫人田氏的次子。不幸的是，在于成龙出生不久之后，田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于刚出生不久的于成龙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但对于时煌来说更是巨大的悲痛。为了照顾这个大家庭，于时煌不久后续弦，迎娶了李氏作为继室。
尽管是继母，李氏对待于成龙如同己出，非常慈爱。于成龙与继母的关系十分融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本人的孝顺和李氏的宽容与理解。在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于成龙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举失意
于成龙的科举之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在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值壮年的他满怀希望地参加了家乡太原的乡试。然而，当时的考官却公然徇私舞弊，这让于成龙深感愤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考卷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时弊的不满，直言不讳。尽管他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因为考官的偏见而未能进入正榜，只勉强考取了一个副榜贡生的位置。面对这样的结果，于成龙虽然心中不悦，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以父亲年老需要照料为由，暂时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来堡村。
清朝建立后，于成龙依然没有放弃科举之路。顺治四年（1647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他前往太原的崇善寺，在那里开办的学校学习了四年，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然而，在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中，于成龙再次落榜。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连续的挫败让他的科举之路显得格外艰难。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兄长于化龙病逝，而他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于廷元也在同年出生。随着兄长的离世，全家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此时，他的父亲于时煌已经年老多病，需要人照顾；继母李氏虽然身体尚可，但也步入暮年。此外，家中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全家的开支变得非常大，家境也因此变得更加拮据。为了支撑家庭，于成龙不得不整日忙于家务，无法专心备考。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病故，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于成龙依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国子监学习。在国子监，于成龙努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结业后准备踏上仕途。
三、初入仕途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五岁的于成龙进京备选，被授予广西罗城县令一职。罗城地处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区域，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万山峻岭，沟谷纵横，虎狼肆虐，瘴气弥漫，被视为北人眼中的绝境。加上瑶、僮等民族杂居，语言不通，争端频发，管理起来异常困难。于成龙接任时，罗城刚刚被纳入清朝版图不到两年，历经战乱，满目疮痍，前任两位知县一位去世，另一位则逃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于成龙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担忧，但他却坚定地说：“这是君命，岂能因险而辞！”在临行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此次赴任，绝不为温饱而虑，唯信‘天理良心’四字。”
带着这样的信念，于成龙辞别家人，仅骑着一匹驴，带领四名仆人踏上了前往罗城的漫长旅程。历经六千余里的跋涉，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映入眼帘的是荒无人烟的景象，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衙门不过是几间破旧的茅屋。于成龙不畏艰难，砍竹为门，积土为桌，挖坑做饭，以简陋的条件开始了他的治理工作。
到任后，于成龙首先深入了解当地百姓的疾苦，他每日召见吏民，询问其困苦所在，并传达朝廷的安抚之意。面对频繁发生的抢劫、盗窃等事件，他果断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侦查并迅速处理，有效遏制了犯罪行为，地方逐渐安定下来。同时，他还组织乡兵抵御邻近瑶族头人的侵扰，确保了百姓的安全。通过不懈的努力，罗城的治安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考虑到当地百姓的贫困状况，于成龙积极向上级申请减轻徭役，减轻百姓负担，并想方设法从外地引进必需物资，如食盐，以解决民众的生活难题。他还兴建学宫，开展文化教育，设立“养济院”来救助贫苦之人和孤寡老人。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面貌。
于成龙在罗城的清廉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当地百姓在缴纳田赋时，特意留下一些银钱放在他的案桌上，作为对他清廉的感激。于成龙仅留下足够买一壶酒的钱，其余全部退还，此举深得民心。在他的治理下，罗城百姓安居乐业，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亲情般的联系。
于成龙在罗城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的仆人难以忍受这里的艰苦条件，有的离开了他，有的因病去世。罗城人对此深感同情，时常来看望他，并试图给予帮助，但都被于成龙婉拒。即使在家人来访时，罗城百姓也纷纷凑钱表示慰问，于成龙同样谢绝了这份好意。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了上级官员的赏识。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举荐为广西省当年唯一的“卓异”，并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州。当罗城人得知他即将离开时，全城百姓纷纷赶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表达不舍之情。在于成龙动身前往合州之时，许多罗城百姓一路追随，痛哭而回。有一位盲人甚至主动提出陪伴于成龙上路，帮助他度过难关。这段旅程虽然艰辛，但在盲人的帮助下，于成龙最终顺利抵达了合州，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四、主政合黄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显着，为他赢得了声誉。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合州的情况与罗城类似，经济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进川后遭受重创，百姓背井离乡，州城仅剩百余户人家，每年征收的正赋只有十五两白银，而供役却十分繁重。
面对这样的困境，于成龙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首先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积极召集流散的百姓返回合州，开垦荒地。为了鼓励百姓复耕，官府提供了种子和耕牛，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合州的百姓数量就从百户激增到了千户，显示出于成龙政策的有效性和民众对他的信任。
于成龙深知百姓的疾苦，他上任不久便遇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巡抚旨令采伐楠木。这项任务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于成龙毫不犹豫地上书《采楠木详》，在奏折中直言采伐楠木之举劳民伤财，请求废止这一命令。他的直言不讳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这项劳民伤财的任务得以取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由于在合州的出色表现，于成龙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康熙八年（1669年），他被进一步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职期间，于成龙继续发扬他在合州时的优良传统，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改善当地的民生。他的政绩再次得到了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赏识，张朝珍认为于成龙是一位难得的良臣，因此再次举荐他为“卓异”。
五、平乱湖广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被举荐为“卓异”，随后被调往武昌府主持政务，并将被擢升为武昌知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的军队在贵州、湖南等地迅速扩张势力，同时派遣了许多湖北籍部将携带“札书”回乡策反，引发了一系列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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