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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白折纸”可一点都不简单。
张岁寒向弘毅说道,大清入关以来,天下日渐平定,国家政事也是日益繁多。盖承平之时,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张岁寒深知奏折关系官吏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内存,故而其价格虽然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余,但却逐渐得到周边汉人臣子的信赖。因为他这“南纸坊”但凡售出的白折纸,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天长日久,就连京城周边的各省疆吏,都会委派下吏入京成批购买,生意也是日渐兴隆起来。
“看来张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呀!”弘毅听完,感觉这张岁寒的确精于商道,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错,知道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在这折子上,都有哪些特殊需要,而且能够抓住商机!单纯做一个笔帖式貌似有些屈才了。
“总统大人!属下虽然经商,可即使如此,也不敢忘记孔圣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只是经营这些文房四宝、文雅用度,得几分小利而养家糊口,实属生活所迫,万般无奈罢了。于公务,属下定当尽心办差,不辱使命!”没成想官商通吃的张岁寒却像是被戳中要害一般,竟然义正言辞的来辩解。看来,他把弘毅的称赞当成了讥讽。
“哈哈,谁说孔夫子不求利来着?”弘毅一下子来了兴趣。巧的很,作为后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可对儒家的义利思想有过一番粗浅的研究,今天张岁寒这句话,勾起了弘毅要用后世的儒家解读来卖弄一下的兴趣。
“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张岁寒引用了一句孔老二的经典名言,就不说话了。至圣先师的话你也敢否定?还真是鞑子的后代,尽管传得神乎其神什么“圣婴”,也不过如此罢了。
弘毅看出了“张店长”的不屑,也不着急,慢慢说道:“关于义和利,其实儒家经典都有论述,你们切不可以偏概全。”
“儒学乃是入世的大学,其关注的所在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特定伦理、道德,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常人所需之物。如何看待义利二者?这义利观就事关重大!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要与“有道”一致。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可见,儒学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儒家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准绳,不损害他人和家国根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中华之义而求利又有何不可?
何为大义,何为重利?在我看来,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张大人假使能够做大做强现在这一家小小的纸店,引领天下商家之风尚,成为中华巨商、富甲天下,则岁献朝廷之税赋定然可观。再假使,各行各业皆有忠君爱国、心怀华夏的巨商,往来于海内、行商于天下,则我皇家朝廷岁入必然可观,我中华国力必然独步天下,我大清臣民必然富足充实,我士农工商四民必然安康和谐,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然成此大义重利,则需从微义轻利入手,何为微义?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商家童叟无欺、公平良德,亦为微义。何为轻利?小本起家、节用薄敛,积少成多、诚信经营,此为轻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商商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
张大人,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凭着大学时代的记忆,弘毅一口气说了一大段,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听的张岁寒,还有那个季开生,简直目瞪口呆、无以反驳。弘毅喝了一口水,也不说话,坐在那里静静等待。
“下官季开生,听闻贝勒爷此言,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季开生深深一躬,诚恳说道。受益于近几日日夜拼搏编修那本《国学与西学》,他算是比较早的接触那些后世的先进思想了,所以接受起来也是比张岁寒快了许多。
“季大人客气,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如果堪用,大人可以择其精要,编入《国学与西学》一书也可。”弘毅要求道。
“下官明白!”季开生满口应承。
“属下何德何能,今日得贝勒爷提点,实在是三生有幸!还请贝勒爷赐教!”更具商业头脑的张岁寒,明白了之后,耐着性子等季开生表态结束,赶紧顺着弘毅那一句“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援助你一臂之力”,来寻求金点子了!</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