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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直对清史和旗俗有一个疑问,就是清代旗人为什么会自称“奴才”。这个我在璩璇阁的课程中曾经讲过,旗人所在的八旗制度,是一个十分繁杂的阶级构成,根据入关前的习惯,在阶级构成内具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中的下级人,在上级人面前,都要自称“奴才”。不过,也并不是说所有时候都要称“奴才”,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
总体来说,清代旗人奏折的自称有两个,一为“臣”,满文作“amban”;一为“奴才”,满文作“aha”。这两个严格对应,汉本为“奴才”时,满本必为“aha”。不过,什么时候使用臣,什么时候使用奴才,其使用条件因为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简单来讲分为两个时期,即清初到高宗时期“未定型时期”,和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cp|w:250|h:190|a:l|u:/chapters/201310/23/29744886351813139592]]]【清初至高宗的“未定型时期”】
由于八旗制度带来的身份差距,导致“奴才”一词在八旗内部经常出现。清初至高宗时期的称奴才的情况,主要有几下几种:
1.上三旗旗人对皇帝的自称。八旗制度以旗主为其最上层,所谓上三旗,即皇帝亲统之旗,简而言之,上三旗的旗主即皇帝本人。故而上三旗旗人作为皇帝的直属旗人,处于属人(满文harangga)的地位,在给自己的属主奏事时,自然要称“奴才”。
2.上三旗包衣对皇帝的自称。上三旗包衣隶属内务府,服务于内廷,也自称“奴才”。
3.下五旗旗人对本旗旗主王公的自称。与上三旗不同,下五旗采取诸王的分封制度,下五旗正身旗人也成为他们的属人(harangga)。《文献丛编》内有《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第一辑),内容即是因为年羹尧没有称奴才,而受到未继位的雍正帝的申斥。(年羹尧在康熙年为雍正帝属人)
4.下五旗包衣对诸王的自称。同上三旗包衣对皇帝。
5.汉臣的谄称。从清初的时候便有很多汉臣以谄媚皇帝的心理,在奏折上自称为奴才。这种情况在高宗朝之前并没有严格制止。
虽然我们总结了以上五条,但是这时期旗人称奴才的情况,还比较混乱。公事、私事皆称“奴才”,而且有的时候皇帝会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标准,如世宗雍正帝就曾经将镶黄旗汉军高其位的称奴才奏折进行批改,将其自称的“奴才”改为“臣”,也是常见的情况。所以我们称其为“未定型时期”,这时期比较混乱。
【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
高宗乾隆帝时期,清代的各种制度渐渐厘定。于是清代旗人对于“奴才”的用法也正式确定。大题有两个趋势,第一,是皇帝作为“八旗共主”的凸显,第二是公私的区分。
1.皇帝作为八旗共主。众所周知,清代八旗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统一性质,私属的情况较多。从太宗、世祖、圣祖三代帝王陆续打消下五旗王公的旗权,终于在世宗雍正帝的时期,皇帝确立了“八旗共主”的地位。与此同时,以前下五旗旗人仅仅作为本旗王公的属人而自称奴才,现在面对“八旗共主”,自然也就要称奴才,这就加强了皇帝对八旗人丁的约束。
2.确立公私的区别。见《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申条:“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于是正式确定,旗人大臣在公事褶子里称臣,在私事褶子里称奴才。
3.汉军与满洲同,公事称“臣”,私事均称“奴才”。见《高宗实录》乾隆六年十二月己酉条:“谕军机大臣等……张广泗系汉军……原为一已私事。摺内应写奴才。”这是将“旗人”这个团体统一化,以便出现特例。
4.禁止汉臣称“奴才”。
伴随着高宗对于称臣、称奴才的定制,他也对奴才这种特殊称呼进行了一种解释,见《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丁卯条:“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借此来安抚汉臣,并且把话说的很清楚,臣和奴才,只是称呼不同,跟尊卑、疏远无关。</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