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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天晚上，被人用脚踢下地窖的情形类似，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接应者，都保持着谨慎而疏离的沉默。
像小吉一样毫无城府、心直口快的孩子，毕竟不适合保密工作——若非奶奶病重，想必她也绝无可能出现在宋琳和林东权面前。
从咸镜北道到咸镜南道，再经由平安南道直抵平壤，原本就贫瘠的北朝鲜，在冬日凌冽的寒风里，显得更加不近人情。日侨们结群而居，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劳动党就像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水蛭，不吸干最后一滴血，就连死亡都是不被允许的选项。
这正是金氏政权比希特勒精明的地方：就算没有毒气室、集中营，也能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
最终见到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前，林东权就像溺水者握紧手中的稻草，明知徒劳却还是不肯放弃希望。他几乎能够肯定，宋琳和马木留克兵们“以核武器换人命”的计划太理想化，没有充分考虑到朝鲜政府的顽固和强硬。
两人对此有过争论，宋琳笑他目光短浅，他嫌宋琳头脑简单，结果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女人便会用暴力解决问题，恶狠狠地威胁：“核武器就是国际法里的拳头、腿脚和硬通货，能够终结一切争论，你说管不管用？”
林东权被人压在身下，颚骨都快卸掉了，根本发不出声音，哪里还敢有任何质疑。
正因如此，当他们潜入平壤郊外的疗养院，终于见到柴田高磨本人时，林东权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
70年代从日本劫机来朝鲜的时候，这位最年轻的革命军成员正是花季，如今刚过去半个世纪，竟已成为双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他独居一栋两层小楼，屋外绿树环绕、声声鸟鸣，还有一片茂密宽广的草坪。眼前这般反季节的景象，与两人沿途所见所谓相去甚远，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柴田老师是侦查局的高级顾问，”藏身在邮政车的车厢里，宋琳向林东权介绍道，“特工们在这里接受封闭训练，和他同吃同住整整两年，直到可以完全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生活，才能出境执行任务。”
转过一个弯，邮政车继续朝后院驶去，透过车厢壁上的气窗，依然能够看到院子里景象：那位矮小瘦弱的老人，正站在林地间，头系汗巾、身穿和服、脚蹬足袋，弯下腰用沙耙细细纹犁地面，身后是一座错落别致的枯山水。
庭院如歌，如果不是刚才宋琳开口讲话，林东权简直以为自己回到了日本。
司机倒车入库，稳稳停在后院的一处空地上，车厢门紧挨着小楼的仓库大门。只听得传动机阵阵嗡鸣，内外两扇电控门同时打开，巧妙地形成内外联通的暗道，供人偷偷潜伏进入建筑物内部。
宋琳有节奏地敲了敲驾驶室的隔板，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很快便押着林东权，纵身跳下了邮政车。
刚落地，一股暖流便从脚心涌上来，不急不燥，散发着令人心安的温度。
考虑到他们尚未进入小楼内部，热源又来自于后院区域，说明地下埋藏着大片室外供暖管道，确保整个疗养院四季如春——这正是绿树青草反季节生长的原因。
如此奢侈的能源系统与疗养院的低调不符，更与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令林东权感慨良多。
两人先后进入仓库，眼前再度一片漆黑。几分钟后，他们便听到邮包被扔在地上、汽车引擎发动、车轮碾压碎石的声音。
随着嘈杂渐渐远离，视线也渐渐适应了黑暗，绕过凌乱堆积的各式杂物，有一条通道指向里屋。那扇虚掩着的门扉后面，是两间开放式的厨房，一间和式一间西式，并排而立的布局显得十分突兀。
宽敞的台面上，摆放着各种调料和食材，足够整齐却欠缺烟火气息，与其说是厨房，倒不如说是教室。
如今这里早已结束教学，尚未凉透的拉面摆在桌边，隐约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一路风餐露宿，林东权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热食，见此情境立刻恶狼般地扑上前去，连筷子都不需要，直接呼噜着吸溜起来。
四下检查过各个角落，确认室内再无他人，宋琳方才回到案台前，抱臂道：“真是不怕死，这碗面里有毒怎么办？”
林东权连眼皮都没抬，脑袋全部埋进汤碗里，含混不清地说：“那也比当个饿死鬼要强。”
兜兜转转、东躲西藏，两人如今都是满身狼狈、饥寒交迫。然而，宋琳似乎永远比他多出一份镇定和平静，林东权则早已习惯这份差距，甚至将之视为束手就擒、不做反抗的借口。
宋琳无奈地摇摇头，转头看向窗外的柴田高磨。
邮政车已经驶出车道，陈旧发动机排出的黑烟却还没有散尽，偌大的庭院里只剩下老人单薄的身影。透过半掩着的窗帘，他那身日式装扮看起来很地道，与一路上那些侨民们刻意掩饰身份的做法截然不同。
北风呼啸，天地间恢复一片清明，白沙和枯石组成的禅宗意境如此祥和，就连那些反常的花草绿树也不再扎眼，令人心莫名安定下来，仿佛与整个世界达成了和解。
林东权吃完面条，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一袋面包，硬塞进几个到胃里去之后，方才觉得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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