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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庙曾按神庙遗旨分封其弟瑞王常浩于汉中、桂王常瀛于衡州、惠王常润于荆州，但因王府未建，目前借滞留京师未就藩。
按制，不仅要给几位王叔修建王府，该地田赋留存也将大多供为藩王俸禄，这会让本就不丰盈的太仓雪上加霜；若不让其就藩，圈养在京，既不符祖制，也有谋图大位的隐患。
朱由校在文华后殿小憩间隙，为此事头疼不已，想找人唠叨、排解一番，却发现自己竟没可交心的朋友，这或许就是为君王的悲哀吧。
“万岁爷，东厂已经缉获李进忠。”司礼监王安摒离吴进忠、刘克敬等人，小声禀告道。
朱由校正盯着茶杯发呆，听闻趁机将茶杯递给王承恩，他都快将此事忘记，问道，“活的？”
“活的，在外东厂。”
朱由校知道圣母甍逝罪魁祸首虽是西李，但动手伤人的确是李进忠等人，他扶着御座把手的右手轻轻紧握，冷冷道，“抄家济边，乱棍杖毙。”
王安以为朱由校不了解规矩，便提醒道，“爷，按制由刑部拟罪的。”
朱由校听王安一说也想起《韩非子》的法治可不是一句空话。若这次为报仇，越过刑部私自处决，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开端，便问道，“偷盗府库，罪证确凿吗？”
“爷，是传代库藏，人证、物证聚在，滴水不漏。”
朱由校想了片刻传代库藏的意义，心忖道别说李进忠等人确实有罪，就是其清白如水，东厂也能搜罗出一系列罪状，会心一笑，“那就并刘逊、田诏等十三人，一起交刑部拟罪吧。”
王安揣摩上意向来精准，但自悉心栽培的王国臣突然被发到南京，就心神不宁。此刻见天子纳谏如流，也再要人搀扶，去派人传旨了。
朱由校看着王安佝偻的背影，不由想起数日在养心殿西暖阁前见过的已年过半百的袁可立来。
……
“陛下，这是微臣经过暗中拜访户部、工部同僚，结合六科历代档案和自身所知，写成的税制改革条陈，请陛下御览。”
朱由校接过王承恩转呈的奏疏，看厚厚一沓，对王承恩说道，“给袁司丞赐坐。”然后才逐字逐句细读起来。
奏疏上首先罗列了户部太仓银的来源，名目繁多。每年380万两中有米麦、布丝、马草、蜡、硫磺等实物折银占五成五；盐课占三成；崇文门宣课税银、钞关、渔课等银占一成五。
课可以理解为税，宣课即商税，京师在崇文门和张家湾设宣课司，府州税课司，县设税课局，征收商贾、侩屠、门肆门摊、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钞关设在运河沿线，按船大小收税；渔课即为针对渔民征税。
因为海禁，运河便成为南北货物流通的主要航道，钞关本为推行大明宝钞而设，可以看成高速收费站后沿用，现在大明尚存七个，分别是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
朱由校见商税中名目繁多，但收上来的银子却少得可怜，朝臣和百姓还嚷嚷着要减免，便知道问题一定出在征收官员身上。只要有权力就无法杜绝贪腐，得另寻途径。
朱由校见袁可立要再丈量田亩，便觉不可行，万历的一条鞭法就因触犯士绅阶层利益而不得不终止，难道还要让历史重演吗，便说道，“田赋等项暂且不动，爱卿对商税的看法呢？”
袁可立起身回道，“陛下要加商税？辽饷自万历46年闰四月至上月一年半的时间共发1051余万两，即便商税增加10倍才500余万，亦不能支，何况根本不可行。微臣还是认为应当将田赋全部折银，再行一条鞭法。”
朱由校不是没有考虑过，可银子多在富庶手里，“全部折银必将导致银价上升，行不通的，而且只有一个张居正……如果按现在的征税方式肯定不行，朕有新的征税方法。”
接着朱由校便讲解何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之后说道，“这其中的所得税针对商户利润征税而非商品本价格，商户盈余越多便多缴税，这样既能保证其有利可图，也能保证太仓充盈。当然，口说无凭，朕想让你下去先试点所得税，爱卿愿否？”
“陛下想将试点设在哪里？”袁可立岂能不知张居正下场，细想之后，觉得似乎可行，便问道。
要鼓励工商有一系列政策配合，如户籍管理、人口流动、城市建设等等。朱由校知道要按部就班，便反问道，“天下哪里工商最活跃便设在哪里。”
“南直还是浙江？”袁可立见朱由校笑而不语，劝到，“陛下，苏杭虽然手工兴盛，将不成熟的所得税法冒然施行，恐怕适得其反啊，何况有违祖制。”
朱由校对祖制不以为然，想到皇祖在全天下的反对声讨中推行矿税那么多年，自己没理由不能效仿，“祖上可没有辽东之患，不能总拿祖制做藉由，抱残守缺啊。不过，朕看中的并非苏杭，而是想以松江府做试点，那里滨海，相比苏杭工商尚不成熟，更大有可为。”
松江府便是上海，它地处长江三角洲，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当下，位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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