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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路走来，经历过不少刻骨铭心的事：有因牵头出面处理项目部与地方村民的交通事故纠纷而被当地村民团团围攻，与他们有礼有节的周旋而顺利突围的惊险；有因包工头逃薪，农民工拿不到工钱，集体围攻办公楼数日之久，作为牵头协调人常常被民工尾随至宿舍、食堂和办公室而失去自由的焦虑，甚至有几个民工爬上楼顶以跳楼自杀相威胁，使你不得不整日高度紧张，寝食难安；有因施工问题与当地村民发生摩擦，又因报警无果(当地警察一般都向着当地，事情不闹大一般不出警)，为了“捞出”被当地“地头蛇”绑架的同仁而只身进入他们的“巢穴”，与手持钢筋和大刀片的他们斗智斗勇，紧张周旋，最后达成和解协议的经历；有因代表单位牵头处理工伤事故而“昧着良心”与逝者和伤者家属为赔偿金问题讨价还价、伤心伤神谈判的煎熬。等等诸如此类又身不由己的事说也说不完，让人记忆犹新。但最让我想起来就后怕的是几次险象环生的往事：
一是卡车后挡板掉落之事。还是在做宣传干事的时候，那天是在砂石码头采访报道砂石生产创高产之事，当时在现场做完文字采访之后，觉得还应该留下一些图片资料，于是拿出照相机正聚精会神拍摄，全然没有顾得上路傍边运料的卡车，当卡车经过我身边时在旁边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了一下，致使后挡板脱落，重重地砸在我腰上，当时整个人被一下子砸倒，呼吸困难，腰部麻木，站不起来。但卡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还是陪同去采访的分队宣传员小郭大声喊停了卡车，卡车司机及时把我送到了中心医院。但我连自己也没想到，卡车开到医院门口还没下车，我就自我感觉好多了，呼吸也正常了，腰部也不觉得像开始那么痛了，自己下车走了几步，感觉没事，但还是做了拍片检查，只是腰肌损伤，搽点药再服点药休息一周便好。医生说估计是挡板掉下来时是斜击腰部，而没有直接冲击腰部，再加上自己年轻，扛得住，否则后果难测。同时万幸没有砸在头上。当宣传科杨幼生科长第三天到我家探望的时候我已基本没事了，同时还向他交出了反映大坝“粮仓”砂石料生产的长篇通讯稿《十年“筹粮”不寻常》，这篇稿件在第二周的《长江葛洲坝报》上发表。
二是自行车刹车失灵之事。那还是在某单位党委办公室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因要写个汇报材料，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工地调研，当进入大坝基坑一个被开挖过的掌子面斜坡的时候，本应该下车推行一段路，但那一天鬼使神差，也许是为了赶时间，也许也是自己偷懒，竟没有下车推行，而是直接骑着自行车，用手紧紧捏着刹车顺着近乎45度的坡下行，但刚进入斜坡不久，自行车刹车突然失灵，自行车顺着斜坡急速往基坑里冲。此时右边是距基坑坑底二十几米高的陡峭岩石，左边是十几米高的边坡，前面坡下方是基坑里来往穿梭的出渣大卡车。当时身上直出冷汗，心想“完了、完了！”如果自行车冲向坡的右边，从岩石上掉下去必定粉身碎骨，如果继续往前冲必定会撞到前面的卡车，当时唯一的希望是直接撞向左边的边坡风险会稍小点。于是顾不得多想，猛然将自行车把手转向了左边，最后可想而知了：自行车被撞得严重变形，自己被重重的摔下沿边坡打了几个滚。万幸的是除公家的自行车报废、自己上衣口袋里钢笔摔断外，整个身体安然无恙，只是腿子和膀子有擦伤，衣服和裤子破了个大口子。
三是周末现场遇险之事。当时我已在三峡某项目部任党总支书记，还分管着前方部分附属项目施工。那是一个冬天，正逢周五下午，本来约了项目部总经济师郑军、办公室主任朱金生晚上到宜昌的家里吃狗肉，也给老婆打了电话。当四点多种我们都欢欢喜喜上了车，正准备赶往宜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周五因开会一天未到工地，周末一天（双休日只休一天）又将不在工地，走之前应该到工地去看一看，再交代一下，于是要司机掉头到工地看看再走。当车进入施工现场，刚走上狭窄的施工栈桥不久，在转弯处突遇迎面急驶而来的水电十四局水泥罐车，为了避让水泥车，司机小田急忙将方向盘打向栈桥的右边，但他在避让车辆的时候油门踩得过急，车子一下冲向了栏杆，栏杆受损，车头撞坏，驾驶室和前车轮在栈桥上几乎悬空，下面是几十米深的滚滚江水。后来车子被拖到了修理厂，总经济师郑军因软组织受伤住进了工地的急救中心（医院），我和办公室主任脑袋被碰出了包，好在经医生检查后无大碍。司机小田吓得说不出话来，好几天不敢开车。当时家是回不去了，我只好又给老婆打电话，谎称本周临时有事不回去了。虽然后来我们几个同车的人结成了所谓的“生死朋友”，但从此再也不敢提吃狗肉的事了。
这些事虽说早已过了多年，有的成了过眼烟云，但有时想起来却也感慨万分，有时又后怕不已。人只有经历过了，才知道什么最可贵。那就是珍惜自己和他人的自由与生命。能自由自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工作和生活最可贵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