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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其实是培养出来的。
起因却在告密。中宗皇帝被废那天，有十几个禁卫军将士聚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说，早知道没有奖赏，还不如仍然尊奉庐陵王（李哲）。结果酒席未散，宪兵就到了。说这句话的人被砍头，其他人被绞死。原因很简单：他们当中某个人在席间悄悄离开酒店，从玄武门进宫密报了太后。
告密之风，由此开端。[20]
不过，告密作为制度而被建立，要到两年以后。这两年当中，武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扬州的兵变和裴炎的逼宫，让她想起来就后怕。徐敬业那反贼，甚至将不肯同流的叔叔李思文（即徐思文）羁押起来，宣布他姓武。并非皇族的徐敬业尚且如此，货真价实的宗室又会如何？
裴炎和刘祎之也让她心惊肉跳。他俩一个是智囊，一个是文胆，却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她临朝称制，更不可能赞成她改朝换代。幸亏在垂拱二年（686）建立了告密制度，否则怎么能发现刘祎之这亲信竟然是潜在的敌人呢？
那个本名冯小宝的薛怀义也是问题，太后不用多想就知道朝野上下都在说些什么。显然，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温良恭俭让，甚至不能等着有人撞到枪口上来。既然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铺就，头顶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染成，那就干脆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而无论手段如何。
未来的女皇选择了两面三刀。
两面就是一面造神一面杀人，三刀则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她的运气也不错，一个名叫鱼保家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科技发明。鱼保家是裴炎谋反案主审官鱼承晔的儿子，该项发明则叫铜匦（读如轨，即信箱），特点是信件投进去后只有指定收件人才能取出，非常适用于告密。
铜匦很快就造了出来，也很快就收到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保家的，罪名是为徐敬业打造兵器。结果，这个发明家不但没能保住家，反倒血祭了这该死的制度。
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告密却继续受到鼓励。武则天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者，即便他们是樵夫和农民。所有告密者都将按照五品官的待遇送到洛阳，得到太后的亲自接见和赏赐，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所言称旨者更是立即升官发财。
于是，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21]
酷吏也应运而生。
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衷固然在掌握敌情，更在制造冤案，而且越大越好。只有不断制造出惊天大案，才能趁机消灭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实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这是那些尊重法律严守程序的正派法官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在体制外另找杀手，而且人选现成。
比如索元礼。
索元礼是胡人，也是薛怀义的干爹，因为告密而蒙太后召见，很快就被赋予承办御案的权力。他的办案特点是只要抓住一个，就一定要扯出数十上百人，再小的事情也能做成大案，因此很得太后欢心，成为她的第一批政治打手。[2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索元礼得宠后，其他一些见利忘义的家伙便纷纷效仿，共同组成了一个酷吏集团。这是一帮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和无耻之徒，在他们那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23]
比如侯思止和王弘义。
王弘义本是地痞流氓，无恶不作。他向邻居索要瓜吃而不得，便向官府报告瓜田有白兔。官府派兵搜寻，邻居的瓜都被踩烂。他又诬告进行正常民间活动的乡民谋反，结果二百多人被杀，自己则因举报有功加入了酷吏行列。
侯思止原本是卖饼的，因诬告他人而被召见。这家伙见机会难得，竟恬不知耻地要求做监察官员。这事连太后也觉得离谱，便忍住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法官？
那小人说：獬豸也不识字。
獬豸（读如谢至）是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无论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它都会用角去顶理亏的。因此古代法官的帽子就做成獬豸形，叫獬豸冠。武则天不知道这些话是事先有人教侯思止的，竟然也让他当了侍御史。
其实，太后并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是否知书达理和懂得法律。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脸色，听从使唤，并足够卑鄙和残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按照这个要求，酷吏们都已达标。比如某地方官被诬谋反，被告不服，王弘义的办法便是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替他写供词。[24]
如此办案，何求不得？
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告密之风和恐怖统治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太后每年收到举报信多少封，接见举报者多少人次，其中诬陷和属实又各占什么比例。帝国不会提供这种资料，但从下面的表格中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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