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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太阳收起耀眼的光芒，只剩下金灿灿的半个圆盘。四处一片静谧，偶尔传来火车的轰鸣声，似乎想打破这种单调和沉寂。在夕阳夕照下，阳光只有在这时才会光顾到一间低矮的房间里。
同老公刚吃过晚饭，正准备看电视，隔壁传来尖厉的叫骂声：“*你个妈的！你怎么还不死？你个老不死的！痛快的死了得了，成天在这不死不活想折磨死谁呀？”“唔——”一阵口齿不清的呜呜声。
不约而同的和老公对视一眼，我就往门外走，“干啥去？”“过去看看！”“别总多管闲事。”他看着我压低声音又实在有些拿我没办法。我对着他美美地笑了：“我哪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啊？”
我们住的是单位平房，东西方向，长长的一排，几米宽一间，中间用一道砖墙隔开，就是一户人家。由于没有隔音设施，相邻两家别说吵架，就是不小心放个带响的屁，都能分辨出放毒者的方位。
一出家门往左一拐就进入隔壁家（两家门挨着门）同样是下窖房子，由高处一下迈进低处，大约有四百的高差，光线一下子昏暗下来，低矮的一张小窗户，阳光都觉得委屈很少光顾这里。
一间几平米的厨房，光线适应后还是看得很真切的，一个鸡舍一样的台子搭在靠窗的一侧，上面摆放着液化气盘和络成络的几个铝盆，角上是自制的木柜算是碗柜，另一侧是烧炕用的地炉子，旁边放着一只笨重的大木椅，上面放着洗脸盆。
外门距卧室门也就三步的距离，一扇纤维板钉成的门刷了灰色的油漆，上面沾满黑色的油污。进入卧室，屋里开着灯。水泥的地面刷着深红色的油漆，有的地方漆已经掉没了，南面的房墙和炕之间是半米宽的地面，靠东面和北面房墙是一盘土炕。
炕上躺着一位花白头发揉成鸡窝一样的老人，面色皮肤暗黑中又泛着黄晕，像枯树皮，确切说像晾干的桔子皮一样干瘪的女人，一双不大的眼睛浑浊发暗，好像见不到阳光的缘故，转动都有些吃力，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不知什么地方？不知道的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具僵尸。
西面是和土炕面积相同的水泥地，一个老的可以作为陈列品的高低柜摆在墙边，一张被人淘汰的破办公桌，堵在北面的墙边，上面乱七八糟的堆满各类有用无用的东西。
炕边一位二十多岁身材高大、丰满结实的女人，一手掐腰一手拿着鸡毛掸子（过去人多数用来掸灰，现在很少有人家再用了。用鸡毛绑扎在一根棍上，围成圆形、有毛处长近半米，用来掸灰的）一下一下地点着近于麻木的老太太的头顶，嘴里怒气冲冲的骂个不停。
“这个老不死的，她也有今天？”她看着我进来向我点点头，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说的，全当打招呼了。她又转向炕上的女人：“你个老*，有本事你别用我伺候你呀！你不是能吗，你起来打我、骂我啊！你自己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你还有啥脸活呢？痛快的咬舌自尽得了！”
西面原有的一扇窗改成了门，只露出一角的阳光，懒洋洋的把最后一抹余晖，投进这户见不得阳光的人家。在原有低矮房间的西侧，又往前接出半间，除了门宽的地面，全是占据整个接出面积的土炕，于原来的主房隔着玻璃窗户。
炕上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站在炕上的玻璃前，眼睛直愣愣的隔着玻璃向这边看着，眼睛空洞得没有丁点的灵气，雪白的小脸蛋没有一丝血色，就那么动也不动的站在那儿，要不是知道有他的存在，一定会误以为一个超级大布娃娃！
骂人的女人叫贺雪艳，是这家现在的女主人，床上躺着的是她的婆母李凤兰——这家的原女主人。雪艳高颧骨，一张杏核眼，清淡的短眉毛，鼻孔外翻，略向里凹的扁下巴，皮肤粗糙，一个个针眼一样的小孔遍布两腮。
我站在旁边看着老太太，她虽然说话不清，只会呜呜的叫，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她听到有人来，安静下来。“咋的了？又作人了？”我问雪艳。
“这么大岁数，该死不死，一天就会折磨人，吃饱就拉，不喂饱就叫唤，什么玩意！”她发着牢骚，又对着老太太：“该死不死的，快点死都省心！当初就不应该送你去医院，死了多好。”
我有些看不过去，柔声劝道：“算了吧，她都已经这样了，已经遭到报应了，你就别和她计较了。”
雪艳声音高亢：“不瞒你说，我一看她想起她以前是怎么对待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真恨不得掐死她。”
我依旧不甘心：“看她现在这么可怜，你就别生气了，她毕竟是宝乐的母亲，你就当是自己的妈，妈对自己儿女再不好，儿女也不能记仇啊？她当时也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
“当自己的妈？谁的妈能那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再说她又没生养过我，凭什么那么对待我？我记她一辈子！你不知道，这大人的屎尿和孩子的屎尿不一样，有多难闻多熏人？恶心死人了！”我虽然同情、可怜老太太却又实在没办法，就像当初我同情雪艳一样，我只能望洋兴叹，实在爱莫能助。
雪艳的一番话的确不是一个儿媳妇能说出的话，不过能如此，也是情有可原的，她对婆婆的态度我虽然不赞成，却也能理解她，也可以谅解她，因为事情都是有因果的。老太太能有今天的结局，谁也不想看到，也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真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雪艳和我一样来自乡下，只不过地方不同，她来自兴城，我来自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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