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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拉伦法官的文员恩妮丝坦对着拥挤的法庭大声喊道,她是一个表情严肃的黑人女子,有一米八左右的个头,“请出庭!”
这桩谋杀案庭审第一天的场面不小,像是清晨即将打响的一场战争,又像是古罗马时期勇士与狮子的搏斗,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血腥的味道。观众们都在尽量往前挤,媒体记者整整坐满了四排座位,最前面一排坐的是五个素描师。法庭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官的秘书和文员,也一反常态统统出席了,他们坐在法庭最后靠墙的一排折叠椅上。法警在这一庄严的时刻都全副武装,站立在大理石柱旁边法官席的两侧。整个法庭的气氛忙碌而紧张,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拉伦法官走进法庭,全部人员起立。恩妮丝坦又开口了,“肃静,肃静!金德区法院现在开庭,由拉伦·利特尔大法官主持。如果有任何意见,请上前表述。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本庭。”恩妮丝坦敲了敲自己的小锤子。每个人都坐下来以后,她叫到了我的案子编号。
我和律师都走到前面,斯特恩和肯普、莫尔托和尼可,格勒登尼也来了,他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检方坐在一起,我站在这几个律师的身后。拉伦法官朝我们俯过身来,他的头发刚剪不久,梳得很整齐。今天是八月十八号,再过几天就是我被正式起诉两个月的日子。
“可以请陪审团出席了吗?”拉伦问。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汇报。”斯特恩让肯普在这个案子里负责研究法律方面的条文,所以,他会在陪审团不在时向法官汇报法律方面的问题。等到陪审团出席后,他就不会再发言了。
恩妮丝坦用法庭的电话给接待处打过去,让所有候选陪审团成员都过来,这些人将会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最后,再决定哪些将成为正式陪审员。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下令让检方移交证物的通知。但还有一样,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那只玻璃杯。”
斯特恩让肯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很想看看那只杯子。他希望让法官认为,检方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拉伦非常生气,“这是怎么回事,拖拉王戈迪亚先生?”
尼可显然完全不知情,他朝莫尔托看去。
“法官大人。”莫尔托说,“我们会在庭审后处理的。”
“那好。”拉伦说,“今天必须处理好。”
“还有。”肯普说,“您还没有对我们要求撤销莫尔托证人资格的申请作出决定。”
“对?我一直在等检方的回答呢。拖拉王,你们怎么说?”
莫尔托和尼可相互看了一眼,点点头。他们显然在确认之前商量好的决定,不管那决定是什么。
“法官大人,检方将不会传唤莫尔托先生出庭作证。所以,我们建议该申请可以撤销了。”
斯特恩走上前。
“法官大人,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莫尔托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会出庭作证,他之前的证词在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都将无效?”
“是。”拉伦表示同意,“我也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把这点说清楚,拖拉王先生。我不想过一段时间,又听到你说你们没有预料到这个,没有预料到那个。莫尔托先生将不会在这个案子中出庭作证了,是这样吗?”
“是的。”尼可说。
“很好,那么被告提出的这个申请我就宣布撤销了。”
恩妮丝坦对法官小声说了几句话,候选陪审团的所有成员已经在走廊里了。
然后,这七十五个人就走了进来,其中的十二个人将决定我的命运。这些人并没什么特别,都是普通人。如果不经历法庭传唤、问卷调查这一系列程序,你完全可以从街上随便抓七十五个路人来,也是一样。恩妮丝坦请其中的十六位先坐在陪审席上,其余的人在检方前面的四排就座。法警刚把那里的观众赶了出去,现在,他们正抱怨着排队在大厅等候。
拉伦向候选人介绍了案子的基本情况。他大概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不下一千遍的陪审团挑选过程,他总是能迅速获得这些候选人的信赖:这个大个子的黑人法官,很帅气,有点幽默,而且聪明。就算是白人,也都觉得他很不错,这些人大概都在想,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拉伦对被告的保护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绝对坚信一个理念的,那就是,任何一个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是假定无罪的,他会对陪审团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不好意思,前排那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洛维奇。”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觉得萨比奇先生是不是杀人凶手?”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膝盖上放着一张折叠着的纸,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法官大人。”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可以走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是法官,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现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希望你们都看看这边,对自己说,这里坐的,是一个无罪的人。”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在审案的过程中,检方必须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被告确实有罪,而被告有权保持沉默。然后,他又叫了一位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士,她穿着一条裙子,坐在刚刚马哈洛维奇坐过的座位旁边。
“这位女士,你觉得,一个无罪的人应该到这里来,向你证明他自己的清白吗?”
她在犹豫,她看到了马哈洛维奇回答问题后的结果,但她又不能对法官说谎。她摸着自己裙子的领口,半天才开口。
“我觉得不应该。”她说。
“当然是不应该。你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们都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他不需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了本案的陪审员,你必须保证不带有任何偏见。萨比奇先生和他的律师斯特恩先生可能会行使宪法的权利,保持沉默。而制定了宪法的前辈们说了,萨比奇先生不需要为自己解释。如果你们还有人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清白向你们解释,那就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会觉得拉伦的这番话简直难以忍受,但现在我是被告,气得脸色发白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拉伦的这番话都是实话,说得都对,但你很难相信,作为一个法官,他会对陪审员如此强调这一点。尼可这时候看上去垂头丧气,他带着一副警觉、冷漠的表情听着。这段时间他好像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明显了。在三周时间里准备好一个这样重大的案子,压力一定非常大,但他毕竟有整个检察院的手下可以使唤。再说,他在这个案子上面压了太多的赌注。他已经昭告了天下,让大家都看他尼可·德拉·戈迪亚的。如果他输了,他将永远失去在检察院里的威信,他想继任波尔卡罗市长职位的打算也会过早夭折,他的职业生涯比我的职业生涯更加命悬一线。反正,我最近明白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无论我有没有被定罪,我的职业生涯大概要基本终结了。
接下来,拉伦又开始说关于媒体报道的事情了,他问候选的陪审员们都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回答得支支吾吾的人,他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今天《论坛报》头版头条宣布本案开庭审理的报道。很多人都撒谎说没有看过,这些人来到法庭,是很想认真履行陪审义务的,他们不会回答那些明显会导致自己被除名的问题。但拉伦很有办法,他会慢慢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在场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拉伦法官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都是没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案子的真实情况。”他说,“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都有哪些证据。”有六个候选人表示,他们没法忘记已经看到过的各种报道,拉伦让他们离开了。至于剩下的人,对媒体的大肆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还无从判断,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完全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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