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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三点。我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我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我父亲早已分居了,但每天还是在面包店里和他并肩工作。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波瓦太太同住。我还记得,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来我们家的面包店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我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她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吗?你猜是谁杀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和面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离家,她会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在我满八岁以后,她就打发我去市场上买东西,自己则尽量待在家里。而现在,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号人物。她现在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我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二十八岁,比我父亲大四岁。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联盟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女佣。在她和我父亲结婚之后,靠着她的积蓄,父亲才得以开了面包店。母亲应该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我猜。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没什么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选择了父亲。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我的阿姨们来看她时,我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来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我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我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也就是萝斯(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对我来说,在我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我糖吃,带我去剪头发,给我买衣服。我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二十多岁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我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对自己说,我的母亲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对她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我也无法解释。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唿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唿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会入狱多年,一想到他以后成长的岁月我将无法陪伴,我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我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我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难安。
我知道监狱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我曾经在鲁德亚德州立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我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我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白人犯人一般都戴着毛线帽;拉丁美洲犯人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我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我无意识的梦境。对我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别人口交。我知道一个名叫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经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和他谈过话。他在交易毒品时和一个人发生打斗,后来被关进这里,又碰到了那个人。他在监狱的健身房健身时,那个人把二百五十磅的两个杠铃压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这里百分之十六的人都是杀人犯,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历史。我知道这里的饮食猪狗不如,牢房是四人住一间,到处都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也有拉帮结派的狱霸,他们权势控制的区域可能连狱警都不敢走过。我还知道,这里的狱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有八个人曾经在除夕夜突发奇想,用枪指着十二个黑人犯人,让他们排成一排,然后用小石头和砖块去砸他们,最后,这八个狱警被联邦法院定了罪。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西·卢皮诺。马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邻居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约翰·康特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马西,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主席、两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一个联邦探员举报了。税务局的调查人员走进大门时,发现马西正和六七个人在一起处理三百万美元的赌博投注单。马西被抓后,思路依然清晰。在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黑帮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联邦政府给他的任何惩罚,都远远比不上约翰·康特那帮人在十分钟里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事严重可怕。他们大概会切下他的睾丸,让他嚼了吞下去,这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