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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金瓶梅》的写实性，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此，当代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三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古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金瓶梅》还是一部暴露文学结构的小说。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越来越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前《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世界文学评论家们普遍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五评《金瓶梅》与在全国小范围解禁
***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到：“《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 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也是“谴责小说”，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
明清时期，大量黑人来华。尤其是葡萄牙人东来，带来了许多黑人，主要来自非洲，还有印度和马来亚的黑褐色人种，他们开始在中国繁衍生息。1554年澳门开埠，作为中国最早对欧洲开放的贸易港口，澳门逐渐成为华洋杂居之地。其中，黑人在澳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有荷兰人带来的黑人，《明史.和兰传》就记载荷兰人“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当时黑人给中国人的第一观感，除惊人的外貌外，首先就是黑人勇敢善战，忠于职守。明人就记载“此类善斗”，战斗力很强，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故将官买以冲锋”，并成为澳门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就说:
“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练，无间寒暑。”
这些黑人在军队中充当士兵，成为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1606年，黑人和葡萄牙人还一起参加了在青洲小岛的战斗.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载当时还有一名女黑奴女扮男装，杀死了2名荷兰人。文德泉《澳门的奴隶贸易》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来自非洲的黑奴，构成了澳门军队的主力。
明人记载当时的葡萄牙人每人拥有4-20名黑人奴隶，黑人在澳门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黑人不满现状，加上明朝边疆一些将领的引诱，于是黑人纷纷出逃，寻找更好的待遇和新的主人。 乾隆九年(1670)，朝廷中的两个黑人苦力在护送葡萄牙大使回澳门时竟然逃回了宫中，声称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中国皇帝干活。当时威振东南海上的“一官船国”的领袖郑芝龙手下 就有一支黑人军队就是由这样一批黑人组成的。
郑芝龙的女婿从澳门来到安海时，为他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充军，组成了一支黑人雇佣兵部队。当时在福建的何大化就记录说:
“…唐王依靠一个福建人（指郑芝龙）的勇敢与忠实在该省会(福州)设朝。他年轻时曾在亚马港成为基督徒，后从事海盗生涯，现在荣华富贵，将其义务忘得
一干二净;但他手下有300个各种民族的黑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是他十分信任的卫兵。”
1647年，在安海，从澳门逃跑的黑人超过200人。耶稣会的档案中也载:
“200多名各族黑人在得到一位福建军官(指郑芝龙)邀请后，逃离他们亚马港的主人。”
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载更加详细:
“在战斗里，这些士兵中表现最勇敢的是咖吠哩(cafres)人（大约是南非洲班图人）。在尼古劳(指郑芝龙)重金及许诺的邀请下，他们逃离其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主人。”
这一次澳门黑人出逃事件是入清以来最大的一次逃奴事件，这些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组成了郑芝龙的黑人军队。200多名各族黑人在受到郑芝龙“重金及许诺下”出逃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也想得到更丰厚和公平的待遇。而且他们出逃后的确也为郑氏王国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的澳门》记载，黑人视圣母玛利亚的像为一面旗帜，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加入到反对异教徒的队伍中。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其士兵大部分也是基督徒。同书还载:
” 在那里(安海)，有一些澳门的黑人。他们是基督徒，是那位官员(郑芝龙)的士兵。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