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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透露，南京明孝陵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清康熙帝手书的“治隆唐宋”四个字，肯定了朱元璋的政绩，认为明王朝的繁荣更甚于唐宋，“这样的评价出于一个清代皇帝之口，而不是源自明王朝本身，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
明代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
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阅兵既是宣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苏联和美国都曾有举世瞩目的阅兵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几次大阅兵，令人心潮澎湃。而在明朝历史上，永乐皇帝朱棣也曾经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10万人“大阅兵”，震惊各国。
历史背景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起，但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三个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调动40万大军，分三路北进，把远逃漠北的北元皇庭彻底打成“游牧民族”，但此后，大量曾在元朝任职的蒙古族、回族官员，流亡到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外来的和尚”拼命地鼓动所在国君主对明朝采取敌视态度。
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权臣帖木儿发动政变，推翻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后，随即开始了远征中国的准备，派间谍到北京活动，并在接待埃及使臣时当众羞辱被扣押8年的中国使臣郭骥，随后在撒马尔罕召开“蒙古人大会”，高举起“反明复元”的大旗。但蒙古本部的鞑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至南京通报消息。
永乐四年，帖木儿大举东征，号称百万大军，实际兵力20万，而此时，明王朝在河西以及哈密早已严阵以待。然而不久后，帖木儿病逝于东征路上，一场大战烟消云散。此后，帖木儿帝国诸皇子争位，陷入内战，所谓东征中国，可谓痴人说梦。
明朝方面，朱棣登基后，一面派遣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面派遣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弃仇华政策，遣使向明通好，恢复了朱元璋时代“宗主国”的关系。但是中亚各国“反华势力”仍在。
另一面，郑和在永乐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却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此后中亚以及西亚诸国正式承认了大明朝继元之后的“天朝”地位。但对于明王朝的真实实力，各国也存有怀疑，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宣示大明的强大实力，巩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阅兵，恰是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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