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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李世民亲自率兵赶赴鸭绿江前线。说不担心是假的,他最疼爱也是最小的儿子李治亲自率军,绕过两道封锁线,在三十万大军的威胁下突袭平壤,让他十分担心。他在乌骨城一夜没睡,又等不到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如果一切顺利,此刻平壤应该已经攻陷。但是水上交通受限于船速,而陆上又不通,他干脆赶赴前线,希望通过敌人的动向来推测平壤的局势。可是高丽军并没有什么异动。
六月十九日深夜,张亮派遣的信使终于从南浦赶回,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渊盖苏文伏诛,平壤已降!”
李世民非常高兴,立即下令犒赏三军,设立受降的高台。六月二十日,鸭绿江对岸的高丽军营大乱,一群群士兵四散而去,不复有组织。而中军帐内派出一袭人马,渡江而来,来人正是原乌骨城守将高突勃一行,他正是高丽军义州部的将领。他来到唐军军门前,头缚白布,丢盔卸甲,像高延寿一样跪着前行,高呼:“高丽军高突勃率部来降!”
唐军回以山呼海啸的口号:“吾皇万岁,大唐必胜!”
六月二十一日,李世民命令高丽军义州部还剩下的五万降兵放下武器,然后将自己的本阵六万军队进驻义州。六月二十二日,李治完成了对平壤势力的肃清,派长孙无忌留守,自己和李道宗率领五千骑兵前往高丽军博川部,该处将领得知渊盖苏文被杀,便立刻潜逃而去,只剩下七万多军队,李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令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六月二十三日,李世民车驾经博川与李治回合,前往平壤。自此唐丽战争结束,以高氏高丽的覆灭而告终。比历史上的覆灭高丽要提前了2年。
顺便说一句,公元660年,苏定方灭百济,便是一次水陆协同作战,他率军十万,从山东威海成山出发,东南行60公里水路,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江口击败百济联军。66年,在百济复国运动中,唐军和新罗联军再次在此击败百济和日本联军,彻底控制了这一地区。当时仅仅百济就有七十六万户。可见更加强大的新罗和高丽的人口,也不会下于此数。以当时唐朝不到四百万户的人口,对抗高丽和百济两国超过一百五十万的人口,实在不是一场轻松的战役。
而在白江口之战以前,日本的国号还是倭国,天皇还没有施行律令制。当时的天皇是齐明天皇,是一个两次担任天皇的女人。而飞鸟时代的日本,及其落后原始,甚至连货币推广不开。尤其扯淡的是,竟然还能组织联军来和百济攻击唐朝!
解决了高丽以后,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仍然还有百济,都城在白江上的熊津,以及新罗,都城在金城。其实虽然新罗与唐朝交好,但并非是仰慕中国,只是为了消灭百济和高丽,统一朝鲜半岛而已。对于少数民族和边境民族的统治,自唐朝以来的羁縻政策,其实是开了很不好的头,日后灭亡中土政权的游牧民族,都是早年羁縻,任其发展的结果。
但是此时国事仍然是李世民做主,李治估计他早已厌战,收服高丽侵占的汉四郡之后,这位皇帝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他并不会趁胜追击,继续统一朝鲜半岛,而且他也知道,山高路远,无法对当地形成有效的统治,多费力气并不值得。
李世民来到平壤,先接受了高丽国王高宝藏王的受降,然后处死了渊盖苏文一族。然后检阅了高丽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的土地,一共大概有八十万户居民。李世民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封高宝藏为安东王,当然他只是名义上的国王,实际权力则设立安东都护府来行使,封丘孝忠为安东都督。
朝鲜半岛上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与历史上不同的情况是,百济尚没有被灭,新罗和百济的战争仍然将继续,日本仍然会在将来插上一手——唐朝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等到你内附!
安东都护府则开始逐步的掌握当地的行政权力,促进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第一,则是修建从营州到平壤的驿道,新设二十个驿站,并且修建南浦和义州港;第二则是设安东军两万人,逐步收回原高丽北部的国内城,扶余城等残余势力,维护边境的稳定。
如何收服边境的少数民族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后世现代政治环境下的多民族国家的情况。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印度就是很好的对比。
在这里,笔者引用一下秦晖教授在《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文中的观点,并试图用这个理论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曾经的许多属国,比如东北少数民族,突厥部落,渤海国,占城,西域都护府,吐蕃等国家,虽然被多次征服,但是仍然最后不仅没有融入到汉文明,融入到封建王朝,反而在之后甚至会对中原文明反戈一击呢?
此文中提到,南斯拉夫和印度,相似之处,都是联邦制国家,民族,宗教乃至党派的构成都极其复杂,在国际关系上,都是尼赫鲁和铁托都是信奉不结盟主义的。不同的是什么呢?铁托搞得,是列宁式的联邦,他不允许政治上的多样性,反而鼓励民族上的多样性;前南斯拉夫境内,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信仰,他都鼓励其族群和思想的独立性,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穆斯林族,并且维护他们思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在我来,这种手段,是一种“统治手段”,他所关心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权力统治,而不是思想认同。日后这八个共和国带着他们各自的思想,信仰分裂为现在四分五裂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二货是真正的一个民族,语言非常一致,打个比方就是简体字繁体字的区别,只是信仰不同),塞尔维亚,波斯黑山,蒙特内格罗和马其顿,科索沃也很快就要独立了。
而尼赫鲁搞的则是宪政式的联邦,他允许政治上的多样性,对民族,宗教的多样性谈不上限制,但也绝对不算鼓励。英吉拉甘地解除锡克教护教武装的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她后来虽然被锡克教的教徒所刺杀,但是她用生命的代价,坚持保障了印度联邦的稳定,称她为印度国母并不为过。但另一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国的分裂和战争则表明,尽管实行了宪政民主,在某些方面的多元化和分歧,仍然是不可弥补的。
印度的复杂程度比南斯拉夫更严重,因为南斯拉夫好歹都是斯拉夫人,有一个塞尔维亚族作为主体,而印度从及多王朝以来,一千多年都没有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王朝。所以,从来有印度教,但是没有印度国之说。而境内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只是后者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标记的。说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人是可以互相交谈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其实说的就是一种语言。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形成,付出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可以说当时印度的民族冲突才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后来则越来越淡。如果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出于当时的冷战形势而建立的话,那冷战形势结束之后,为什么南斯拉夫和平结盟但最后分崩离析,而印度血腥建国但最后越来越强呢?
以东西孟加拉邦为例,印巴分治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强的独立意识,最后东孟加拉独立为现在的孟加拉联邦,而西孟加拉执政党印共马(共马的意思请自行联想脑补)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党,他在今日的印度,除了在三个偏远邦以外的影响都非常小,但是总部仍然不屈不挠的设在德里,而且尽管印共马的选民和党员都是以孟加拉人为主,可历任的总书记从来没有让孟加拉人担任过。他们的理想是将印共马的思想传播到整个印度。
按照秦晖教授的观点,印度的经验表明了,国家存在的基础,乃是宪政认同,或者说整个国家体系的认同,尤为重要的是经济系统的认同,并不局限于民族,宗教和左右,也不应该是军事力量维系。
比如,朝鲜半岛三国的国策,虽然记载不多,但从四世纪就将佛教定位国教可以推测,此时的三国,很可能也施行了魏晋时的授田制。此时的日本处于飞鸟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学习了贞观年的租调庸制度,废除原始氏族时代沿袭而下的田产和农民都属于氏族的古制,将土地改为公田和公产,并且征收实物地租。
中晚唐时期,公田和公产制度在唐朝破产,不得已改两税法,征收货币地租。经济基础和土地政策的破产,才是唐朝衰落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