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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的对越厮杀，正处于激烈胶着。
北国的京城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或许最能让部委官员们直观受到的影响，就是随着国家决定撤军控制战争规模、把一些鹰派人设的人才，从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门。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扶着黑框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周部长转发之前，圈阅了两句话：“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周部长已经结合中央精神，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周部长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国家建部时，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长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长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绝不质疑周部长的决定。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局长顺势追问：“怎么说？”
包处长抖擞精神：“制氦机目前有美苏德法四国能造，去掉苏联人不进入西方市场，我国也只能算是第五。因为不了解外国人的技术秘密，我们无法准确评估钱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术究竟是‘填补国内空白’，还是‘国际领先水平’。
而专利申请是要费用的，把一组新的方法发明妥善保护起来，在西方主流国家，大约需要数万美元的法务成本。一旦申请成功后，每年还有数千美元的年费。
同时，资本注意国家的专利制度，都是本国保护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申请、只在这一个国家受保护。我跟钱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这些国家申请，前期法务成本可能是20万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约3万。
如果交满20年，未来的总法务开支就是80万。一旦这个技术最终的创汇前景不能远远超过80万美元，部里就存在外汇亏空的风险。”
局长皱了皱眉，在心中盘算几秒，问道：“目前卖给纪念堂那套制氦机，售价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个才卖了200多万，人民币。不过这价格作不了数的，不但研发成本一点都没摊销进去，连人工、管理都没算，基本上就是个材料钱——
这种工程，都是半卖半捐、没人敢赚钱的。如果国内会有平等的单位，在商言商想买，我觉得卖五六百万人民币没问题。”
（PS：这个行业离生活比较远，大家对价格不容易有概念。我举个例子，80年代杭-州这边市级医院如果自配小型制氧站，大约是40万人民币一套。能耗很不划算，制氧量也就够医院自己用，好在还能同时提供医院需要的液氮。
如果是钢铁厂要吹氧，至少几百万。制氦机同等规模比制氧再贵上十倍，空气分离类设备大致就是这个价位。）
“中型制氦机六百万人民币一台，如果按照黑市汇率算，也就70万美元。按照25%毛利，至少要卖出4套，才能做到人民币结算不赔、净创汇300万美元。”
局长心中暗暗算了一番，不过并没有说出来。
如今为了国家颜面，官方的强制结汇汇率是很高的，1美元还换不到2块人民币。
但外国人是绝对不会按这个汇率来换的，实际黑市上的汇率大约在1比8~10之间波动。
“小包，有没想过风险回避的法子？”局长皱着眉问。
包处长肾上腺素分泌微微提升，吸了口气，说道：“办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政策上……”
“先说来听听。”局长很有魄力地鼓励。
“就是先派人去香江，找找看有没有提供国际法务代理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让他们风险代理——
先把申请工作做起来，咱只给很少一部分预付款。只要确认我们的技术确有先进性，可以授予专利权，那么后续的法务费用，就暂时由他们垫付承担，我们不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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