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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裁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