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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余真家所在胡同的名字叫老柳巷。老柳巷很长，如果站在一所高屋的房顶往下看，就会发现老柳巷的轮廓真的活像一棵歪歪扭扭的老柳。余真的家就是一片小小的柳叶，窝藏在老柳枝上的一角疙瘩里。门牌号是73。“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儿女眼里一根刺。”在民谚里，七十三就是一道坎。都觉得这个门牌号不吉利，可门牌号码不是垃圾袋，想换就换。于是对此大家心思尽有，却只是谁都不说。怕或许本来没有，一说反而招了来，成了乌鸦嘴。也仿佛是不说就可以躲过去似的，有点儿掩耳盗铃的意思。多年之后，一次，余真回娘家和母亲一起包饺子，闲话聊起单位的新房，说三楼四楼因为贵没人要。母亲说要是她她就挑四楼，虽然贵些，可光线好，七层住宅楼里正属于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安全。余真说我决不要四楼。母亲问是不是嫌四不好听，余真不语。母亲得意道：“其实有些讲究也是没道理。像我们家七十三号怎么了？你们几个平平安安成家立业，不是也没什么糟心事？一条巷子比起来，也算好的了。”
余真放下饺子，走到卫生间，眼泪已经掉了下来。她伸手去抹，从化妆镜里她看见，她的脸被沾了面粉的手抹出了一片淡淡的云白，如扑粉一般。
十六岁那年，余真被强暴了。
那一年，她正读高二。看着是爬坡爬到了半中间，其实她一点儿都不费力。因为根本就不想爬，只是被推着，不得不走。之所以于百忙之中腾出了点儿精力勉强把学习成绩挂在中游，是不想在同学中间太没面子，也是让父母不至于对自己太绝望，从而比较容易地套点儿零花钱。她的主要兴趣就放在玩上。二老是双职工，为了俩工资整天忙得屁都不能站着放一个，从小就对她粗养粗放，胡同里的男孩子又极多，长着长着，她就把自己调教了出来，成了有名的坏孩子。
坏似乎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起初也不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后来就不行了。一个小朋友向她要糖吃，她不给，他来抢，她推了他，结果她被老师罚了站。余真明白了其中的规律。第二天，她把程序颠倒了过来：抢别人的糖，他推她，最后罚他站。老师要求大家把太阳画成圆圆的，余真画成方方的。老师问为什么，余真说我把太阳裁了边儿。于是又被罚站。下一节课她就不再画太阳。老师问，她说今儿阴天。小学，老师教大家右手写字，余真用左手，结果小学期间她没有同桌。一个人宽宽展展。也很少有老师提问她，因为老师一张口，往往就会被余真反追得瞠目结舌。
“余真，请谈谈你未来的理想。”“老师，理想本来就属于未来吧？”“可以这么说。”“那您为什么还要说未来的理想呢？”“哦。那，谈谈你的理想吧。”“什么是理想？”“就是你十年后，二十年后想要的那种生活。”“你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过理想吗？”
“当然。”“是您目前的生活吗？”
“……不是。”
“为什么没有实现？”
“呵呵，很多原因。其实大多数人的理想都实现不了。呃，还是，谈谈你的理想吧。”
“既然这样，谈一个很可能并不能实现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
……上了初中，老师让交日记，每篇日记都要求有主题。一天，学校请了一名解放军来做讲座，日记主题便是军人。余真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出同学们会怎么表达对军人的崇拜和敬佩。她也写了，写的是自己对军人的羡慕，原因是军人穿衣服吃饭都不掏钱，还有枪，威风。日记交了，老师批注：你这素质成不了军人。她在老师的批注下继续批注：成不了军人我也要成为军嫂，成不了军嫂我也要成为军妈，军奶奶！从此，她就有了不用再交日记的特权。讨厌政治课，她大无畏地举手报告，要求读小说。看着政治老师铁青的嘴唇，觉得自己比那些把书放在抽屉里偷读小说的人更磊落。她整日里瞒天过海地说谎，无事生非地找茬，小桥流水般地花钱，被爸妈像伺候男孩子那样狠揍——或许，大家都认为她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她不像个女孩子。
她确实不像个女孩子，也不想像个女孩子。她不会跳皮筋，不会踢鸡毛毽子，翻墙爬树是个高手，弹玻璃球水平也不错。在不知道导尿管为何物的时候，她就发明了类似于导尿管的东西，想让自己像男孩子一样站着尿出来。和父母吵架一砖头一砖头地撂句子，把妈妈的胸罩带子剪断当鞋绳，十二三岁还不喜欢穿内裤，夜晚，她关好门，就裸睡。梦中明明感觉到例假来了也懒得起床，把床单和被子弄得血迹斑斑。第二天让妈妈给她洗“红旗”。最有名也最神气的是和八个男同学勾肩搭背组成了一个“九英党”，张口他妈的，闭口他妈的。哪个同学骑了新自行车一定要抢过来挨着遛一圈，向谁借钱或者讨要零食不得逞，晚上必定偷偷地砸他们家后窗玻璃。义务劳动的时候，他们跟在看不惯的人后面轮番丢蒜皮。有腼腆点儿的孩子穿件衣服时髦得让他们硌眼，就山呼海啸地朝他们打口哨，吓得人家绕着走。总而言之，就是淘，活脱脱一个小太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坏公安，难坏法院”，就是她那时候的生动写照。
谁都拿她这淘没办法。等二老缓过神来想要管教她的时候，她已经是没脸没皮，油盐不浸。母亲为此哭过无数次，最大的恐惧无非是怕她将来嫁不出去。就这德行，谁敢要啊？一天，她放学回家，听见一位街坊大妈正娓娓道来地安慰着母亲：“……好葫芦开好瓢，好桃树结好桃，你好人有好报，好饭迟起灶。再怎么说，真真她还是个孩子呢。”余真咣的一声撞进门去，蹲到妈妈面前，一丝不苟地重复道：“是啊，真真她还是个孩子呢。”母亲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十六岁那年，余真学会了喝酒。当然是白的。酒多半是董克搞来的。董克是“九英党”成员之一，长得又瘦又小。余真他们本来是看不上他的。可自从他哥哥犯了抢劫罪进了监狱他妈妈又病死之后，他们就把董克吸纳了进来。从此，董克在校园里不再受任何人欺负。家门不幸，无以解忧，董克的老爸就特别爱喝酒，每天都要呷二两，董克就每天从他瓶子里匀一点儿出来，存在一个瓶子里，放在床底，大约十天半个月就能攒出一瓶子来，拿到学校，他们几个分喝。酒其实是真不好喝，余真喝只是因为：一、它不好喝。二、他们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没喝过。三、学校和家里都不让喝。
那天晚上，她也是喝了酒。喝酒的由头是“九英党”要庆祝期末考试胜利结束。按惯例，考试结束后放假三天，等老师改卷登分。之后还要再上大约两周的新课才会放暑假。炎热的六月，余真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衬衣，套着一件自剪了腿的八分牛仔裤，和那几个男孩子偷偷地钻到一个背街小巷的酒馆里。他们中有五个人都从自家偷了白酒，什么“桃杏沟”、“双清渠”、“五家村”，都是当地的杂牌子。什么度数的都有。他们要了几个两块钱一份的小素菜：花生米、拌粉丝、拍黄瓜、海带卷什么的，一边喝一边讨论着三天假期的安排。照着以往的作风，他们绝不会浪费这宝贵的三天假期。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白酒，而且还是如此庞杂的白酒，余真自然而然地喝多了。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透过小酒馆肮脏的玻璃窗，看看天黑得已经不像个样子，他们摇摇晃晃地分手，回家。董克家离余真家最近，要送她，余真和他一起走到胡同口，就把他骂回去了。她不想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和一个男孩子纠纠缠缠的，那会被他们误会为谈恋爱。一个以捣蛋著名的女孩子居然开始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谈恋爱，即使不是真的听着也够腻腻歪歪，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
那个夜晚，余真跌跌撞撞地拐进老柳巷，一眼就发现巷里第二盏路灯瞎了。老柳巷一共就三盏路灯，均等地安在拐弯狠些的地方。每盏都能管好多户人家。余真家在第三盏路灯后面。不知怎的，她心里有些憷。但家就在前面，憷也得过去。她紧着步子，到了那盏瞎灯下。一阵风从后面过来，她的腰突然就滞住了。两眼一黑，喉咙一紧，然后，她被拖上了一辆车。
喝了酒的她没有一点儿力气。一上车她就被剥光了。他把她的嘴巴塞住，手脚绑住，蜷放在前后座之间的空隙里，很凉。很冷。很冰。很硬。但她却是软的。很软。没有骨头的那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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