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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头昆仑”的出身来历，红莲其实并没有说这么多。她只告诉我，从前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每天跟着母亲到一座桥底下玩儿，有那么一回，母子俩忽然发现紧挨着河水的桥孔里有一十二颗佛头，这小小孩儿便依那佛头上凿成的大小凹洞的排列，练成了一种奇怪的功夫，还在五岁那年无意间出手，从几个拍花贼的挟持之下救出一个小女娃儿。
据红莲所知，这外号人称“铁头昆仑”的小小孩儿的铁脑袋瓜儿，后来还成就过不少丰功伟业，只可惜就因为他长大之后，“脑袋一天比一天铁”、“硬得转不弯来”，终于为奸人陷害，死的时候脑袋和身体分了家。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据红莲自己说只不过是因为看我读书读多了，把脑袋读硬了，应该引以为戒。
我听她那样说的时候宿醉未醒，且一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国王，满心巴望着她能永永远远地坐在我床边，随便说什么都好地一直地说下去、再说下去。为了拖延她停留的时间，我会不时地插嘴追问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比方说：“那些佛头是哪里来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再厉害，怎么可能打败好几个拍花贼？”“那‘铁头昆仑’后来成就了什么丰功伟业？”……诸如此类。红莲也许答了、也许什么也没答。总之我所能记得的不过是一个三言两语，有如电影院门厅里发放的那种本事一样的情节摘要，以及—最重要的—红莲曾经伸出她那只白净、柔软、粉嫩光滑的右手，在我被酒瓶重击的伤处*了好一阵。说也奇怪，她的掌心—也就是医书上称之为劳宫穴的位置—竟然传来一阵又一阵犹波似浪的推挤之力，其温热如浆、其轻软如绵。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我的幻觉—我听见她说了声：“改天再陪你睡，嗯？”
应该就是在那一刻之后不久，红莲一声不响地消失了；更正确地说，是我睡着了。而我当时不可能知道，红莲如何在之前或之后替我收拾房间的过程中从字纸篓里取走了我解出的那一张《菩萨蛮》的字谜。
然而一觉醒来，铭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下去的却是那一小则残破不全的、有关“铁头昆仑”的故事的印象。而且这印象还隐隐约约和我曾经在图书馆、重庆南路的一些书店—比方说我提到过的三民书局—以及我自己的书架上的一些书里读到过的小资料可以相互印证。
在那个时节，我应该专注于我的硕士论文写作的，可是—套句我们村子混过血旗帮的军火大王徐老三的话说，我是“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徐老三这话的意思是，男人经常因为荷尔蒙分泌过盛的缘故而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能力。用在当时我的处境上，“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这话真是再恰当无比了。我一心只想着百分之百的红莲，以及她所说的一切—其中最令我好奇不舍，念之再三的几句话是她在*着我的“铁脑袋瓜”的时候说的。当时我好像是随口问了这么一声：“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个‘铁头昆仑’的故事的？”红莲笑了笑，道：“我这人是不读书的。这故事也用不着读，它是我爸爸的故事。”
无论与荷尔蒙分泌量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一个关于爱情的定义—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信之不疑—那就是，一旦爱情发生，它便会激发你对所爱者的无穷好奇。在这样的好奇心驱策之下，我几乎忘记硕士论文的事，却跑了几十趟图书馆和重庆南路，终于在汗牛充栋的纸堆之中找到了几本和红莲的身世有关的书，其中当然包括一本署名“陶带文”—其实就是李绶武—所写的《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和一本署名“飘花令主”所写的武侠小说《七海惊雷》。
这两本书在不久之后被缅甸或者越南借走，恐怕早就已经流落到南洋某国的华文旧书市场上去了。若非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前遗赠我的七本书里也包括了这两本—坦白说，我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我对红莲那狂热痴迷的好奇的。当然，如果我没能从红莲的身世中无意间拼凑出几十年前的几个石沉大海的小案子，也就不至于陷入那几个鬼魅也似的老家伙的网罟之中，脱身不得—这个处境居然和我一向看不起的孙小六如此相似，又如此轇轕不清。
时至今日，历经许多我根本无从逆料的世事—包括突如其来的初恋、翻云覆雨的性爱、真枪实弹的格斗杀伐、扑朔迷离的逃亡、追逐、偷盗、恐吓、绑架以及毁损国家资产等等，我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得：当初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得到这两本书的。也许—我只能说也许—是因为之前我在三民书局随手翻看书籍，巧遇赵太初的那一回，看到这《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和《七海惊雷》里叙述了一些和“铁头昆仑”的故事十分相似的情节，于是当红莲跟我说过“铁头昆仑”之后，我便去搜购了来。另一个可能是红莲告诉我“铁头昆仑”的故事之后，我或买或借而暂时拥有了这两本书，之后书被侨生们干走，我才遇到赵太初的。无论是哪一个情况，总之在我为了了解红莲的身世而仔细推敲这两本书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把红莲和赵太初想在一起。换言之，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不知道红莲涉及了一个和大历史紧密互动的阴谋，也不知道红莲之所以同我如此亲近竟是这阴谋的一部分。当然，我更无从想像，在大历史的角落里，无数个和我一般有如老鼠的小人物居然用我们如此卑微的生命、如此猥琐的生活，在牵动着那历史行进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