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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磅，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絧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太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做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殷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问，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结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元丰被陈调走11万余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太、协丰、晋大倒闭。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人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了，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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