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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域辽阔，重峦叠嶂，是我国最主要的四大林区之一。
没到过大兴安岭的人，在想象中也许对大兴安岭只有“大”这一个概念，其实大兴安岭的神秘，远远超过它的名字。这里地势复杂，气候特殊，群山连绵，还有亚洲第一的哈拉哈火山群。
我到大兴安岭的第一年，可以说完全是在懵逼中度过的，当时我对“兵”这个字还没什么概念，只是临上火车的时候，我老爹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所谓的兵，其实就是服从命令。
带着对部队的憧憬我到了大兴安岭，却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条件是如此艰苦。
我们上山的前一天，是在呼玛县的连队里度过的，连队里为我们二十个新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吃的野猪肉，喝的高粱酒，老兵们出的节目，连长和指导员大谈祖国大好河山，让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兴奋不已。
可是第二天上山分配哨所，我们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大兴安岭的哨所那叫一个苦啊，住的是泥瓦房，守着大操场，吃的是冻白菜，全班三杆枪。
当时是八三年，山里的哨所还没有铺设电网，天一黑，哨所里就和老乡家一样，屋里点着煤油灯，用后来赵本山小品里的一句话来讲，整个哨站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了。
不过说实话，上山的第一天我还是很兴奋的，直到看见我们的哨所，我这颗火热的心才凉了下来。
当天由指导员带着十几个老兵陪同，把我们这些新兵一个个送到自己的哨所。我和一个山西的新兵崔文国被分到了同一个地方，看着农村大院般的哨所，我们两个都懵了。
我们班长叫马富贵，我们进院的时候，老马正系着围裙喂猪呢。
在猪圈边上的草垛子里还躺着三个老兵，这三个人嘴里叼着烟，也不知道再聊些什么，见来人了，这三人慌张的把嘴里的烟丢了，笑嘻嘻的向着我们跑了过来。
“哟，指导员来了！”
老马放下了猪食，擦着手往我们这边走。
他到了我们身边，先是瞪了一眼那三个嬉皮笑脸的老兵，随后才看向我和崔文国，问这就是他的兵吧。
当时说实话呀，看到我们班长是这副鸟样，我是从心往处的不屑呀，指导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从兜里拿出两盒烟塞给他，对他说：“老马呀，这两个兵我就交给你了，好好带着，别给我出乱子。”
指导员说完话，就带着人走了，剩下我和崔文国傻呼呼的站在大门口，也不知道该说点啥。
老马装模作样的拍拍我和崔文国的胳膊，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的，崔文国说是山西的，老马又是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随后可能他也没什么词了，就指着哨所大门口上方的标语，问我们认字吗，我和崔文国点头，那些字我们自然认得。
大兴安岭的哨所，一般门口上都有一条长长的标语，上面写着一句话“边防哨所是祖国的前哨阵地”。
当时可能不仅是大兴安岭的哨所，全国各地的哨所都是这么写的。
但后来我和云南兵聊天，他们说他们那里的哨所有的就不这么写，尤其是麻栗坡地区，他们当时和越南鬼子打仗，很多哨所的标语上都写着“别人的领土我们一寸不要，我们的领土一寸不给！”
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算是懵懵懂懂的进了军营，也正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心情下，我迷迷糊糊的度过了我的第一年军旅生涯。
我们的这个哨所，是以班为单位的，全班一共六个人，除了我和崔文国、老马之外，还有三个兵痞子。
大兵痞叫余合，是我们的副班长，老家吉林人，听说在内蒙当过兵，打过土匪打过狼。
二兵痞叫宋宝亮，外号大个子，身高一米九多，比罗爱国还壮，老家黑龙江的。
三兵痞叫郝三勤，老家四川的，小个不高，就数他蔫坏，整天装自己是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叫他嘎兵。
新兵入伍，那必然会被老兵“调/戏”，我和崔文国当时就被这三个兵痞子玩的挺惨，他们天天练我们，美其名曰科目训练，实际就是欺负新人，让我们端茶倒水替他们干活，还像个小丫鬟似的伺候他们。
这事后来给我和崔文国整急眼了，我们哥俩就和这三个兵痞子干起来了，崔文国打架不敢下重手，我可不管那些个，抓住最坏的嘎兵就是一顿猛揍。
后来老马看不下去了，就开班会批评我们，再后来我们握手言和，不知不觉一年后，大家都一个鸟样，全都成了老兵油子。
当时那个年代的哨所也不怎么规范，天高皇帝远也没人管我们，在我们哨所什么例行出操，科目训练全都没有，除了每天规定的放哨外，大家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在院里打扑克，或者聚在一起闲聊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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