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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刘杲所料，由乌桓骑士、凉州精骑、北军五校士所组成的三千多骑兵被强弩兵当头袭杀后，因为相互之间默协程度不足，导致一定程度混乱。八百庶勇营趁机冲入骑兵之中，利用长刀优势，大肆临阵绞杀。骑兵失去冲锋、距离优势后，其威力也大大缩水。
八百庶勇营所用的长刀，又是专克骑兵。唐陌刀所谓“俯身砍马腿，侧冲划马腹，仰首刺骑士”，刘杲把这些要领，统统贯给这些八百庶勇营。八百庶勇营本就是经历无数死战，从死尸里爬回来的亡命之徒，经过刘杲系统的、相对完善的“格杀之术”指点，庶勇营这八百甲士威力几乎可方此时尚未显露声名的高顺的“陷阵营”。
冷兵器战场上，重在士气。刘杲所率的流民、黄巾军精锐的战斗力更是百分之九十决定在士气上，也即是说这些士卒极其擅长顺风战，但是陷入困境后极容易变成一团散沙。此时庶勇营趁骑兵混乱瞬间，冲入骑兵阵中，一路高歌猛进，准备彻底打乱骑兵步伐。
左部司马封平在强弩手发威，八百庶勇营冲锋时，也大喝一声：“天下太平！杀！”
随着“太平！”“天下太平！”“太平天下”诸类口号，刘杲中军、左右两小校也都仿佛喝了鸡血一般，凶猛的冲入敌阵。随后而来的杨整的右军，也随着左军同僚一起冲锋。
狭路相逢勇者胜，陷入步兵舍命绞杀中的骑兵，无法再建其功，便只得左右分散冲出围剿之势，准备稍稍修整后，再次回头突击。
“蚁贼怎会装备如此多强弩兵？卢植老儿误我！”董卓看到骑兵被强弩兵袭杀时，双眼爆红，抽出腰间长剑，愤怒砍断身边小旗。
当初卢植槛车坐征后，曾留下一封书信，向董卓仔细介绍一番如今广宗城大致状况。卢植在信中提及黄巾缺少强弩，便是城墙也仅有少量大弩。董卓之所以直接令骑兵冲锋，就是因此考虑。
很多人印象当中，“骑兵必强于步兵”，但这种论断是非常模糊的一种武断。骑兵长于速度，猛于冲锋，追杀步兵一骑当百。骑兵一旦选择与步兵游斗，步兵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陷入困境，但是让骑兵选择与步兵对攻，骑兵的胜率并不大。
譬如，后世历史上一向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宋军，其战争胜率在统计之后，也高达70%左右。由于唐代错误的民族政策，致使宋军立国之始，就极度缺马，是以发展的多是步卒。而同时期的辽、夏、金、蒙古，皆是骑兵王朝，这个时段的骑兵、步卒骑兵对抗无疑最说明问题。
宋军历次战败，其大多数原因都是所谓的：孤军深入、粮道被袭，输在速度运转缓慢，缺粮乏食。在单纯的骑兵对抗步兵的对攻战役，骑兵反而不占优势。辽、金史书上，言将领与宋军接战时，好几次都提及“结阵不攻”。言下之意就是：若是宋军结成阵势，那么就不能攻击，必待宋军军形不整时，再突袭击杀。而蒙古与南宋交战时，也是依靠突袭、截断粮道，待宋军混乱时，才进行收割首级。后来，蒙古与南宋对阵襄阳时，蒙古不能截断粮道，又不能利用骑兵进行突袭作战，是以襄阳一城，积年难克，最后依靠多国部队，集全部精英，利用划时代武器（火炮），还是无功。最后成功祭起“宋奸”大旗，才顺利敲开南宋大门。
首阵陷入凶悍庶勇营中之后，配合并不熟悉的凉州骑士、乌桓骑士、越骑校士各自突围，而黄巾大军齐出北门，大肆奔杀官军本阵。
董卓素来凶猛，见官军杀来，就想呼随他而来的凉州儿郎冲杀敌阵。旁边的谋士李儒连忙劝道：“将军，东北似有敌军接应！”董卓望去，却是安排的东方山坡处的斥候，放起狼烟，显然那里出现黄巾援兵。担心受到夹击的董卓，愤怒的插剑入鞘，道：“撤兵！，与西城门驻军合营。”
董卓见势不可为，退至西路后，清点一番逃出来的骑兵，竟然只有两千余人。也就是说，在这一战中，就折损骑士近千人，这已经算得上是大败。董卓感到无边的愤怒，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被槛车坐征雒阳情形。
“吾儿，经此一败，朝中无我之地也！夏育、田晏之废可期也！吾儿可有解忧之策？”董卓半晌后，冷静下来，忧愁自己未来前途，不禁向他女婿李儒问道。
夏育、田晏都是凉州名将，因为征伐鲜卑大败，两人前途顿时夭折。董卓此处提起夏育、田晏，是言朝廷坐征卢植，是因卢植久兵不克广宗。但董卓到此，非但无功，反而战败，朝廷之中肯定有人以此罪他。中官，即是宦官。
李儒，与董卓同县，也是陇西临洮人。李儒自幼薄有声名，但由于陇西、金城等郡，已经被山东士族认为“此地混羌杂居，薄无学术”，是以不能以寒士之身被策举公车。董卓发达之后，看好李儒，便与李儒结为婚姻之家。李儒自从董卓入军以来，其所建言，颇谙时事，甚得董卓信任。
“卢植今陷中官之构。可趁势移罪。”李儒果然不愧罗贯中对他信赖，小人儒之本色发挥的淋淋尽致，毫不含糊。卢植陷中官之构，是言卢植之被征，是因为宦官左丰之奏折。
“不妥。卢植素为幽地大儒[1]，声名之高非你我能比。如今党人趁蚁贼起事而大胜，朝内朝野，尽是党人之声。中官虽然坐征卢植，但也不能害之。若我今日助中官构陷卢植，党人岂能容我？此事不妥！”董卓猛烈的摇晃大脑袋。
“非也！中官兴盛长久，根基深厚。党人此时簇拥而起，朝中宦官行事看似如履寒冰，苟延残喘，欲求活命。然近日，诸党人虽屡屡奏杀十常侍，陛下却一概不许。将军当知，宦官权在省内不在外，有陛下一日之信，宦官权势不失。”李儒又进言道。
“哦。我与中官少相来往，如何相交？”董卓起了心思。
“不必相交。此时众中官如溺水之人，将军但辅助一二，中官定当明将军之心。中官势在内，见党人尽掌兵权，必将引将军以为良援！”自西羌十年大战、太尉段颎被司隶校尉阳球妄杀后，山西士子与山东士卒矛盾逐渐加深。是以李儒虽以儒士自居，但对山东诸党人却没有太多好感。
“然，今日眼前之罪如何处置？皇甫嵩、朱儁、王允、徐璆{qiu}，自相为党，互为表里，此时怕已因卢植之去归罪于我。若我言卢植之罪，恐党人暗箭利刃，立刻加于吾身。奈何？”董卓心中忧郁，在大帐之内来回度步。
“我不言，而中官自得证据，其何罪于我？若能平定蚁贼，皆不足为虑！”李儒微微一笑，胸有成竹。
“善！卢植老儿，暗算我等，言广宗城内蚁贼多出流民，少有甲兵，流民或至以木棍作战。可今日之势，强弩伏阵，刀斧前冲，甲兵掩后，战阵森然，岂可与流民相较者？卢植既害我部儿郎，我归罪于他又有何妨？”董卓初始以为卢植一心为国，虽坐征入雒，尚不忘告诫自己一切，谁知今日却有如此之败！
董卓自思，今日若不是黄巾精兵尚少，部无精骑，自己中军大部不定已经全线溃败。因如此念想，董卓心底对卢植的怨恨又凝重几分。
注[1]：幽地，即指幽州。但又可泛盖当时冀州之北部乃至幽州、并州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