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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这是一个盐业发达的得地区，这里的权贵很多都从事食盐生意，是北方出了京城、张家口之外，又一个财富比较聚集的地区。
不久前济民粮行的仓库被一把灰烧了个精光，三万石粮食被彻底焚毁，一直济民粮行的各个粮铺不到两天时间就断货了。
这把火到底是谁放的？没人知道。
但是这并不妨碍天津城那些粮行的欢天喜地，济民粮行的粮食供应一断，天津城的各个粮行的生意顿时又恢复了。
为了报复皇帝征收粮食零售税，也为了能够趁机捞一把，一群粮商迅速形成价格联盟，迅速的将粮价往上拉升。不到几天时间，面粉价格就上腾了每石2两白银。一时间天津百姓叫苦不迭，这些粮行涨价的理由也是理直气壮。
“都是皇帝征税，低于2两我们都要蚀本呢！”
“皇帝太贪财了，说是每石之征2钱的税，那群番子却要收5钱，多出来的3钱全部进了他们的腰包。”
一个个粮行理直气壮的散播谣言，为他们的涨价寻找借口，并且将仇恨转嫁到皇帝头上。果然不少老百姓听了之后十分愤慨，将罪魁祸首瞄准了皇帝。然而让他们更加无奈的是，第二天各个粮行的粮食价格再次涨价。
面粉价格从2两1石，迅速上腾到了你4两一石，平均下来1斗米要250文。这个价格简直爆炸，此时的劳动力干一天的活，也仅有20文左右的工钱，12天的工钱才能买一斗米（9.2公斤~9.6公斤），工钱竟仅够吃饭。
明代北方有大量流民，这些流民实际上和后世的进城农民工差不多，都是因为呆在农村没钱赚，所以进城务工。明代后期的户籍管理几乎处于不作为状态，这些进城的农民工，都成了失去户籍的人口。不过这样可以避税，徭役方面的钱就不用交了。
这些农民工进城，要住房、吃饭、穿衣等等，一天二十文的收入，如果是万历年间，已经能让日子过得不错了。而那些中产阶级，每天就算大鱼大肉，所费也才二三钱。到了如今的天启年间，北方生产进入萧条阶段，通货膨胀加快，购买力倒是没有万历年间那么高，但一天二十文的收入也足够过活。
粮食价格疯狂上腾到4两1石，他们的工钱就仅够一家人的买米钱，再买点菜，就毫无剩余了。
面对汹涌的粮价，天津百姓怨声载道。
也并非没有人试图从城外运粮进城贩卖，然而这些客商刚把粮食运到城门口，就被那些守城士兵拦了下来，除了城内的粮行，其他商人一粒粮食都不准运入。
守城士兵敢这么做，自然是受到了指使。指使他们这么做的，就是天津的那些权贵。天津不少权贵都在做粮食生意，这是极为普遍的。
官府折粮不是谁都能买，基本上都被权贵所包揽。权贵的资本也大量进入粮食贩卖领域，每年能创造惊人的利润。
天津这些权贵现在就是要闹，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从而向皇帝施压，皇帝一天不撤掉粮食零售税，他们就会继续把粮食价格维持在离谱的价格上。
与此同时，枪手也找好了。一群权贵，联系了几个御史，一封封叫苦鸣冤的奏章不断发往内阁。
奏章中无非就是说因为征收了粮食零售税，导致天津粮价上腾，以至民不聊生，请皇帝马上撤销粮食零售税。
然而仅仅三天之后，一千京营士兵在锦衣卫副指挥使许显纯的带领下，迅速奔赴天津。天津官员看到城外的京营士兵，不由大吃一惊，马上城门紧闭，同时派人到城外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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