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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李志高当初跟圣爱堂合作搞了个什么合作医疗计划，本意是为了给自己的抗生素类药材弄点本地的专业临床验证，搞的正式一点，顺便打下广告，好推广他的抗生素药物，以便早点捞钱。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李志高弄的这些药物，都是经过一番比如磨成粉掺红糖等方面的伪装，进而打着中药旗号去卖的。
比如复方新诺明，名字就叫“黄安”，阿莫西林，则叫“青梅方”，这些药物虽然疗效立竿见影，但就因为有中药的外衣，中国人可能还容易认可，但外国人要认可就比较难了，这从李志高先前卖货物的销售份额就看出来了。
不管是之前精品百货刚开张的时候，还是后来让刘润生带着货去南洋劝业会参展期间，李志高带去的那批现代产品，最受欢迎的，排第一名的依然是那些洗化用品，比如香皂、香水、沐浴露、润肤膏之类，其次就是各种不锈钢制品以及新式钢笔，第三位就是各种低中高档的怀表以及腕表，最后才是那些打着中药旗号的抗生素药物。
前面三类销售火爆在意料之中，至于那些抗生素，虽然疗效很好，还有圣爱堂的临床报告，但目前购买的主力军依然都是华人，能接受并且购买使用这些药物的西方人也有，但很少很少，哪怕是马文这个洋人弄了一批药去卖，也是销售不佳，能接受这些药物的洋人并不多，逼的马文后来不再做药物，而是改做转卖李志高的日化用品了。
也就是说，李志高当初选的药品，走到了今天，虽然已经开始发力，逐渐发挥了自己的吸金能力，但目前吸金的主力却是本国的华人，李志高最希望的外国人，却依然没什么大动静。
这让李志高挺不爽，但仔细一想，觉得也在意料之中，毕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虽然磺胺类药物治愈的病人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治疗效果也越来越让人信服，但毕竟出现的时间还短，治愈的也多是华人，治愈的洋人少之又少，因此华人已经相信了这类药物，但肯相信并用这些药的洋人却并不多。
尽管跟圣爱堂有了合作，圣爱堂十分信服自己，也给出了不少临床验证报告，可圣爱堂本来就是个基督教的小分支，在洋人中没什么大名气，所以他们的报告在洋人看来可信度也不高，洋人中除非迫不得已，比如当初李丽那种走投无路的情况，否则轻易是不会去圣爱堂看病的。
到目前为止，接触过这些药物的华人，很多已经把这些抗生素类药物奉为神药，不仅仅是太平府本地已经全部沦陷，就连芜湖跟南京，凡是有资格有条件接触过或者听说过这类药的华人，都把李志高的药物当作万能特效药，只要遇到有钱人家有人生病，有事儿没事儿先开个高价“黄安”，不行再开个更高价的“青梅方”，要是肚子疼，就直接开个“腹痛宁”（实质是ppa吡哌酸），一般而言，病人基本就能治疗的差不多。
虽然一瓶最便宜的“黄安”药就要一两黄金，其他药物更贵，让普通人根本用不起，但怎么说呢，对有钱人来说，越贵才越是好东西，或者说对国人来说，越贵他们就越相信有用，何况还是真的有效，没看见么，这还有洋人的临床验证报告呢。
至于西方人，他们总体上对这些药还是按照秘药来看的，除了极个别得了重病，死马当活马医的底层洋人，基本上正常的，自觉有点身份地位的洋人都是不相信那些药物的，甚至那些曾经在圣爱堂被这些药物治愈过的洋人，因为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少有危及生命的病，因此病愈后也多是半信半疑，居然不相信是这些药物治好了他们。
也就是说，哪怕是有那么多成功治愈的案例在，但除非真正被这些药物治好过，并且还得是那种绝症，否则没亲自尝试过的洋人，普遍是不相信这些药物的。比如说李丽，如果不是他父亲确实是绝症，确实被李志高的药物治好，并且还要继续依靠李志高的药物，她以及她父亲也不会相信什么圣爱堂以及那些药物的。
总之，在华的洋人由于卫生条件等比较好，得病率并不高，有病后他们也是去洋人自己开的医院，所以普遍认为圣爱堂那些免费提供的药物疗效都是中国人在吹嘘作假，他们不相信那许多华人的治愈案例，就算相信了，也觉得西方人跟中国人有差别，中国人能用，西方人未必能用。
这情况要放在现代社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放在这个时代却又很正常，原因很简单，不是药效不明显，而是因为这些药物是出现在中国，落后的，愚昧的，被白人瞧不起的中国！
就是这个原因，这让高傲的白人无法接受，本能的开始拒绝跟排斥，而这时期的白人，还不是后来的实用主义为主，还是有一种种族优越性思想的，这才导致李志高的那些药物无法在洋人之中迅速打开市场。
如果这些药物是出现在西方，发明者是白种人的著名科学家或者著名医生，恐怕早就全世界闻名并全力推广了，而不会像李志高那些药物这样，推广慢不说，还得找洋人搞什么医疗合作，弄一堆大范围的临床试验报告给人看。
要知道，西方人此时研制新药，可也没李志高这么多临床验证的，通常是觉得有点作用，立刻就推广，根本不管是否有其他副作用，什么双盲实验之类的，那都是后来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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