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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六月底，长安城似乎也被炎热抽去了生气，勋贵们带着家小亲卫们去了南山脚下避暑，大乾立国百年，征战十战九胜，一代代府兵中冒头的人也积累了下来。
但是因为降等袭爵的缘故，所以住在长安城的勋贵人数实际上并没有开国的时候多，伯爵以上人数不足三百人。
长安的繁华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勋贵。同时，大乾的官员也是历代都来最多的。
职官，散官，勋官三种类型的官员体系，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九等流外的行政架构让大乾的统治渗透到了大乾的每一寸国土中。
选锋令是一个大乾人对于自己仕途的选择，从伍可传家，从文兴一世。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过近几十年随着大乾疆域扩充到了现在人口所能控制的极限后，军功授爵的路就不那么通顺了，所以大乾度过了帝国扩张期后，大量的人才都选择去读书，文治武功，文职在前，武功在后。
这几十年积攒了很多的文官，而勋贵也就只有两年前征北一战封的几十个勋贵。
现在站在大乾顶端的勋贵，也只有六位国公，十五位郡公，三十一位县公，七十四位县侯，一百八十七位县伯。
至于将门文阀，将门和勋贵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阀现在已经撑起了朝堂的半壁江山，没有谁去打压开国时，就占据整个朝堂三分之二数量的勋贵，只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勋贵势力在不断的衰落而已。
太子之事虽然以妥协的方式结束，但是对于大乾朝廷敏感的人都发现了皇权与相权相争的事实。
皇权的巩固历来依靠的都是勋贵的支持，勋贵会随着一代代家主的更替逐代衰落，此起彼落，文官的权利却在不断的加强。
很多文阀的前身本就是勋贵，只是因为爵位不再，依靠家族的积累，不断涌现人才，变成了文阀。
这个根子在四十年前最后一位开国时封爵的勋贵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根子。
将门和文阀的界限也因此变得很模糊，将门没有了勋贵的身份，就没有土地和食邑养将，穷文富武的道理，让很多将门没落，后代子孙只能走向科举之路，成为文官。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弊的说完了，利的地方也不是没有，至少大乾的文官群体还带着勋贵的傲骨，做事的风格中带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强势味道。
太子之事要是放到前朝，肯定会安一个太子管教不严或者太子失德的帽子，但是文官们却用了一位尚书令的仕途，强硬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连皇帝赵钰民也只能退一步，太子除了丢了议政之权，该什么样还什么样。
东宫之位稳如泰山，五月皇帝照常去南山下的离宫避暑，三省六部的长官们也跟着一起去了南山离宫办公。
太子赵载承今年四月行冠礼后，群臣进谏之下，恢复了太子的议政之权。
同时，皇帝避暑，太子赵载承监国，虽然赵钰民带走了三省六部官员，但是九寺五监还留在长安城辅佐太子监国。而且东宫的官员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皇帝赵钰民过两年才到四十不惑的年纪，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纪，所以才以太子的事情试探群臣，不过尚书令闻器却用强硬的态度，让试探徒劳无功。
大乾也不是没有过太上皇，乾太祖就是五十五岁做的太上皇，活到了七十九岁，当然太上皇交出皇权也并不是因为发生了政变，而是大乾开国皇帝自己定下的规矩。
嫡长子十四无疾封太子，太子十六大婚，听政议政，二十监国，皇帝五十五退位为太上皇监政，太子继位。
这种权利的交接，才是让大乾国运不衰的源头，每一位皇帝都是在自己精力充沛，执政手段成熟的时候继位，大乾的每一位皇帝都算的上英明，当然权利的交接少不了文臣的督促，以及勋贵们对于新皇帝的支持。
而皇帝赵钰民的试探不成，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对于皇帝权威的打击。
所以，今年皇帝避暑，特意吩咐了大乾勋贵们也得去南山陪同，苏策也从苏庄骑着黑子屁颠屁颠去了。
至于皇帝赵钰民的目的很简单，之前被文官不讲道理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刺激到了，这不得往回找找脸面吗？
皇权如何巩固，还是得靠给皇家卖命的勋贵们。
这不，大太阳底下，皇帝要“大阅”。
北衙六军中的左右羽林卫这次随皇帝避暑，右羽林卫屯卫离宫，
左羽林卫以及勋贵们都到了山脚下。
赵钰民自领中军，六位老国公挺着七十多岁的身子骨，每人分领左右虞侯，左右前军，左右后军。
皇帝当大将，国公当虞侯，押衙，郡公，县公当队正，至于伯爵资历老的凑着当个队正，资历浅的就只能混个队副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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