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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有许多书籍，是别处没有的。他下放的时候，偷瞒着押解他的红卫兵压在箱底带来的。
他让我到他家去看，从不允许我私自带出。我也规规矩矩地听他的吩咐。因为白天要出工，我便夜里蹑手蹑脚地来到孙老师的房子——村里的破庙，这里十几年前曾经是爹的老巢，如今成了孙老师安身立命的居所。
孙老师点着油灯，灯捻子里跳动着灯花，他也翻动着敝旧的都要碎了的纸张，仔仔细细地读着，我也有模有样地照着他的样子读着，遇到不懂得地方，孙老师总是抬起他那厚厚的镜片，耐心地给我讲上一炷香。
孙老师的书种类芜杂，约略记着的有四卷本的《胡适文存》，有绣画的《红楼》、《三国》，有小开本的《史记》、《通鉴》等，当然鲁迅的书籍和毛选是公开的，村里并不查没。
村里的孩子，夜间都是夜猫子，爹娘也从来不寻找我去了哪里，因而我倒是有充裕的时间在孙老师这读着和外边的世界远不同的书籍，这些最初给了我无穷的想象的自由天地。
爹只在乎我有没有把该做的活做完，其余的事情，就是喝酒睡觉，对他来说，没有第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分出经历来做。爹的暴脾气是出了名的，他时常发酒疯，打的娘无处可遁。我默默地躲在门外，被爹捉住的话，连我都狠狠地抽上几下腰带，爹的劲儿是出了名的大。
在篾竹编的门子外，我瞅着爹那筋骨迸凸的健硕身子，走一步都是一个陷坑。见怪不怪的，然而我还是每次都要看着爹怎么摔打。倘恍之间，我也眼睛也看迷糊了。在定睛看时，爹的身子已是瘦削得肋骨条条可见，头发稀疏的索性剃了个光头，颔下却留起了一撮胡须，酒滴顺着胡须滴滴落在脚下的土坯里。
“今儿又是月儿圆，爷儿唱起了山歌。对面的姑娘听我说，你几时能见你的哥，你的哥。”
爹兴起时，已经不再那么狠命地打娘了，他喜欢哼哼唧唧地扯着嗓子唱，把书上的鸟儿惊起，扑达着翅膀高飞了。
最经不起蹉跎的就是岁月，仿佛是眨巴眼儿的工夫，一生还没来得及好好过，就已经过完了。
爹老了，娘也成了小老太婆，奶奶龟缩在了草房里，下不得地，哥哥参了军，孙老师的步子已不利索了，我也成了十七八的壮小伙子。
一次偶然去县城的机会，我见和我一般大的人聚拢在一处报刊亭，大家你争我抢地读着一份报纸。
一个竹竿似的瘦高个，抑扬顿挫地念道：“教育部通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一个个欢呼雀跃，我觉得这似乎也和我有一些干系，于是骑着车子回村告诉了孙老师。
孙老师搬着板凳，坐在村头的破庙外，神闲自若地晒着太阳。他的书也不再被查没，他的眼睛也花的看不得书了。
我倒村口的当儿，他正手里握着收音机在听袁阔成的《三国》评书：“话说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
“孙老师，高考要恢复了。”
他怔望着我，放下了收音机，蹒跚着站了起来。
“什么？”
“高考恢复了，我可以上大学了。”我惊喜的抱着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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