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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袁熙信里的话不多,意思很明确。
便是刘表现在已经算是高寿了,有没有想过百年之后,子嗣如何安排?
袁氏之事在前,景升公没有身后之忧吗?
刘表看后,不但没有因为对方谈到后事而生气,还陷入了沉思。
袁熙信中所说的事情,确实是他现在最担心的!
二袁相争,袁氏二子内斗,几乎将板上钉钉属于袁氏天下的大好局面让了出去,天下诸侯包括刘表在内见了,都暗自警醒。
在很多外人看来,袁绍废长立幼,乃是取祸之道,但少数人却能理解袁绍的想法,其中自然包括刘表。
因为他也想废长立幼。
汉律在规定继续承人的时候,虽然提到长幼有序,但更重要的是,家主的决定权。
自古以来,即使对于虚假的神明,华夏人也遵奉着实用主义的路线,更别说直接关系到家族前途的立贤立长之争了。
各人有各人的家事,刘表不清楚袁绍的目的和动机是不是和自己一样,但对于刘表来说,废长立幼是他所能想出的兼顾各方的两全之道。
因为在荆州,几大家族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想要在荆州行事,便离不开这几个家族的支持。
荆州实际上一共有八大家族,庞家(庞统)、马家(马良、马谡)、习家、杨家(杨仪、杨颙)、黄家(黄承彦)、蔡家(蔡瑁)、蒯家(蒯越、蒯祺)、桓家(桓阶)等。
东汉初年,八大家族里习氏最强,他们的先祖习郁为光武帝献计平定秦丰,封为襄阳侯,当时整个襄阳都是习氏的食邑,后世习祯投靠刘备,做到了广汉太守。
此世刘表入荆州后,与延中庐县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等共谋大略,夺取了荆州,蔡家和蒯家开始崛起。
蔡家虽然事迹不显,但从其和刘表联姻来看,显然是将赌注斗压在了刘表身上,应该是背后下了不少力的。
而蒯家功劳最盛者,则是蒯良蒯越两兄弟。
蒯良为刘表献计,“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这成为了刘表之后一直奉行的战略,同时蒯越诱请宗贼首领五十多人赴宴杀之,夺其部众,又劝降江夏贼首张虎陈生等人,让刘表有了自己的私军,兄弟两人也就此成为了刘表夺取荆州的首要功臣。
当然,这些私军战力不如其他家族的部曲,汉末时候,诸侯所用多是私兵部曲制度,即主公的部下,其所拥有的部曲,是直接听命于部下,主公是直接无法直接指挥调动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成本问题,部曲的武器盔甲粮草,都要有人负责,很多诸侯没有土地财货,自然也养不起兵,于是只能采取折衷之策,即招纳自带部曲的部下,为自己效忠。
这些部下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也只有他们有大量的家奴,和能养活家奴的土地,谓之私兵,当初麴义的八百先登,高顺的陷阵营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主公不需要养兵,只需要得到对自己忠心的部下就行了,而投靠主公的部下,自然是因为主公许诺的条件,双方大部分时候,只是基于利益合作。
但这种情况自然也有隐患,主公不能随意调动兵马,说明其无法完全掌控部下,而部曲的武器盔甲,乃至粮饷家人,都是身为地主的将领养活,自然也对家主付出比最上面的主公更多的忠心。
这对于小富即安的诸侯来说,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志向远大有野心的主公,便会想办法消除这些隐患。
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士族之间的矛盾,找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辖制部下部曲的规模,若再做的明显些,就是对一些不在怎么听话的部下直接下手,治罪削地,夺其部曲,后世孙权就是精于此道的佼佼者。
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原地区,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袁绍对付麴义吕布,皆是看到了其私兵势大的隐患,曹操直接打压甚至杀死兖州士族,皆是如此,此事无关对错,只关乎利益。
当然,曹操杀边让时政治手腕还不成熟,手段太过极端,目的太过明显,远不如袁绍利用冀州士族谋士间的矛盾那么隐蔽,所以激起了强烈反弹,吃了大亏。
后面他想到的解决之道,便是屯田制,收归多余的土地,加重百姓的税赋,用多余的财货收买士族,彼时兖州士族反叛失败后,也只能接受了曹操的条件,两边暂时共存下来。
袁熙则是一早便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最早打幽州的时候,并怎么依赖当地士族,反而是依靠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士族,或者是良家子打天下,同时尽可能将土地纳为公田养兵。
他敢这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背靠的本就是势力庞大的袁氏。
但中原的做法,放到长江以南,又有些行不通了,因为无论荆州所在的江表,还是江淮所在的江左,亦或士族最为顽固的江东,相对于连年战乱的中原,士家大族已经稳定经营了数百年,势力早就根深蒂固。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全掌握一地极为困难,尤其作为外来户的主公想要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当地士族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孙权终其一生都在斗士族的原因,孙氏出身太低,没有几百年的人脉关系,不采用极端手段,很难压服当地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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