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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异族入侵，一直是幽州要面对的头号问题。
去年过年时，袁熙就让赵云打了一仗，杀得来犯边的鲜卑流寇人头滚滚，这一年间也算安生。
这次寿春之战打到秋天时，边境还没有动静，袁熙一度以为今年长城内外不会有战事了，但他在邺城的时候，北面却传来消息，说关内关外的胡人又蠢蠢欲动了。
这不仅指的是关外鲜卑，还说明关内乌桓也不老实了。
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公孙度家族在辽东的扩张，导致不仅关外鲜卑，关内的乌桓也开始有所警觉，毕竟公孙度势大，迟早要和他们产生利益冲突。
当初袁熙在背后支持公孙度，其中目的之一，便是要逼得乌桓走投无路，只能来和自己联手。
但似乎掌管几十万乌桓的单于塌顿，似乎是脑子转不过来，至今没有和袁熙交好的表示。
袁熙猜测，在单于塌顿的角度上，向来是因为和袁氏联姻，背靠袁尚，所以有恃无恐吧？
而且袁熙和袁尚暂时联手的消息，应该也没有传到单于塌顿耳中，单于塌顿还以为自己是一颗用来牵制袁熙的棋子，殊不知冀州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想想后世也是一样，单于塌顿反应一直慢上半拍，曹操北伐乌桓，也是先和乌桓交好，然后长途跋涉，秘密行军到白狼山附近，突然翻脸攻击，乌桓猝不及防大败，单于塌顿被杀，余众皆大部投降，大部分都被迁往内地，关内乌桓就此消亡。
虽然曹操的做法看起来不厚道，但袁熙倒是明白曹操如此做的原因，因为彼时中原连续大疫，关外乌桓却是人口不断在增长，这样下去，迟早会生祸乱，所以曹操才劳师远征，不计代价也要将乌桓消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北地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中原的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汉末三国连续爆发的疫病。
彼时中原地区虽然人口众多，但多聚居于大城村镇，尤其是大城里面，但限于时代，大城里面可供居住的地区本就不多，所以很多居民杂居，人口密度极大。
在这种情况下，水源的使用，污物的排放，人群的隔离，比现代的环境的要差很多，平时还好，但到了疫病爆发时期，每个环节都会成为疫病级数量增长的因素。
加上伤寒杂病论尚未问世，人们对疫病认识不够，在种种因素推动下，每次出现疫病的地方，几乎是都是大城大镇，且极难控制，常常要死上相当一部分人，人口密度剧烈下降后，疫病才会渐渐停止传播。
这种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华夏人民在无数人命的基础上，才摸索到了防止疫病的诀窍，而欧洲就要晚一些，直到中世纪时，还无法找到有效应对黑死病的办法。
如今袁熙所在的幽州，因为有目的的进行了防治，在全天下来看，反而是条件最好的，很多爆发疫病的苗头，都被提前掐灭，所以要比中原大城的死亡率要低得多。
所以幽州虽然环境苦寒，但只要不爆发难以应对的疫病，人口就能稳步增长。
而更北边的辽东鲜卑，也是如此，其不在村镇居住，人口密度低，且因为水源珍贵，所以对于水源的保护反而要更加在意，又因为口粮珍贵，发生疫病时，对于病人的处理手段也相当果决，甚至残忍。
这样一来，反而无形抑制了疫病的传播，所以北地的外族，这些年人口一直在缓慢增长，包括并州的南匈奴也是如此。
如果是太平世道，中原政权稳固，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战乱年代，兵灾疫病造成中原人口崩盘，而北地外族人口增多，此消彼长，问题就多了。
据后世记载，三国魏晋时期中原人口降到两千万时，北地长城内外的鲜卑乌桓匈奴的总数，已经突破了千万。
力量的失衡，加上冰河期到来导致的外族南下，两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成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争。
东汉对于关外异族，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用关内乌桓对付关外鲜卑，用关内南匈奴对付关外北匈奴。
这种做法最初是有效的，但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原政权，能压得住关内的胡人，但显然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这种手段已经失效了。
关内胡人迟早会联手关外胡人来，或者分头进击，调转矛头对付富庶的中原地区，导致了后世的五胡乱华。
对于这种情况，曹操应该是有先见之明的，便有了后世的白狼山之战，虽然有背信弃义的嫌疑，但反映了曹操对于天下形势的把握。
生死存亡面前，其它都不重要了。
彼时曹魏占据着整个北方，境内有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丁零等族，民族的复杂性和部分易叛乱地区，所以采取的策略为接受内附，积极平叛，这对于缺少劳力的中原，算是有益的补充。
但之后的内迁安置政策，便出现了大问题。
一方面其采用了将打败的关内胡人内迁的政策，将长城防线，全部放给了关外胡人。
另外一个方面，内迁人口过多，在陇右河州地区，到西晋时候，胡人已经超过了汉人，反客为主，甚至在关中地区也是如此。
《徙戎论》中提到“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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