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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晨，我醒了过来，仿佛和以前的每天早晨醒来一样慵倦懒散。但又与以前不太一样：窗外温柔的绿色淌入我的眼里时，我感到了树叶把风带动，涟漪在一次次抚摸洼地里的水，乌云像一座座相连的山，移动在田野上。我铁定了心，得改变这一切。首先我想到的是搬家。但出去转了一整天之后，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一时找不到比我目前住的更理想的房间，二是我想，只要我留在这儿，我就会再拿起笔。
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我不仅将床、桌子、椅子掉换了位置，而且把房间清扫得一干二净，达到了重租一个房子一样的目的。
门外小路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定了定神，与其受门外一阵又一阵脚步折磨，那么还不如干脆将门打开。那是个多雨的季节。几天不见，他大大咧咧地回来了，手里挽着一个身段修长的女人，两个人互相注视着，欲火的热浪，煽得我和一直敞开的门直摇晃。古恒看也不看我说，外面空气新鲜，你出去散会儿步好吗？我说，不明摆着外面在下雨，你们才跑到这屋里来的吗？而且我在写作，我不想中断。
喔，真的，古恒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好像突然明白过来。真对不起，我忘了。那个女人看着我，古恒对她说，这是我妹妹。她心肠最好，待我比我妈还好。好吧，你继续写——你不会回头的，对吗？！
他们钻入了薄薄的蚊帐里。我背朝床，但比面对床更难受。一层蚊帐之隔，或许算是古恒对我感情的一点照顾？
我坐在那儿，笔尖在纸上划开一道道口子，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稿子上。大概听见我抽泣的声音，床的叽咯声和嘴唇相接的吮吸才停住了。那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我听到衣服的窸窣声，不知是穿衣呢还是在脱衣。我一直不愿、也不敢回头。
门被狠狠地甩上。
古恒说，“你为什么不走开，尽坏我的事。”
“因为我并不是你的妹妹。”我的反驳，语言贫乏、无力到我为自己羞愧的程度。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不是这样软弱可欺的，我不过与天下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为了抓牢爱情，睁只眼闭只眼。
人行道上，每隔一个水泥方柱，便有一条红色塑料长椅。
这条街，屋檐如广州街头一样宽，下雨天也不用穿雨衣打雨伞。
我和他坐在椅子上。周围是肩并肩的商店，拥挤的汽车，三轮车以及拎着大包小包的行人。那个傍晚，天空逐渐吸收椅子上的红色，渲染着远近的楼房。
这情景就像九十年代初那位著名女导演林白摆弄的镜头，男主人公在带轨的电车里看见他心爱的女人走在街上。我们的耳边一遍遍传来他的叫声。因为车玻璃，因为人声喧杂，因为所有可以导致她听不到他的呼唤的原因，他的心脏病突发，死在追她的路上。
刚结束的电影结尾，无疑打开了古恒与我之间的一条捷径，他注视停在对面站上电车的神态，使我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我从小就有的恶习，使我害怕自己被摄影机拍进去。
古恒当年在我的心中和此时此刻是多么不一样啊！
古恒拿着一枝白色的马蹄莲在我的肩上摩动；我为你写了一首长诗，副标题——献给人的女儿；飞机的侧面投射出虹的幻影，情况特殊时是几个弯曲的器皿，置于苹果的核中，置于比目鱼的鳃上，闪耀在店堂强行穿透玻璃的心。
我的脸移向他，闭上眼睛，沉醉地听着。“这咬人的剪刀，一个装满红蚂蚁的杯子，”他抱住了我，手上的动作爆发到夸张的程度，而嘴在我脸上找不到家。
他睁开眼睛深切地看着我。他忽然把我推靠在墙上，所有的力量都使在我与他分开的时间——那段空白上，他企图用肉体填满它们。我正好对着镜子，他骨骼分明的背脊，绷着肌肉的腿和往下滑的裤子，一一晃动在我的眼里。
在他要进入我的那一秒，我推开了他。我承认我有意捉弄他，半点帮帮忙的心思也没有。“听着，”我叫他的名字，“你现在就走，离我远些，像以前一样。”
“我要是不走呢？”他愠怒地系上裤子。
我朝门边走去。“对我说是一样，对你可很不一样——我不是威胁。”
“你就这样走了么？”
“当然就这样走了！”
我的话音未完，手被他抓住，反剪在背后，“我让你就这么整治我，”他把我推到镜子前，“看着你自己，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没作声，他在镜子里的形象并不比我雅观，他咬着牙的样子，既狼狈又狰狞，而且很陌生。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一直不给机会让我表示多么爱你，但你现在这么做，不就是在宣称……”他喘着气说，“你要我说爱你胜过一切吗？……”
“爱爱爱，”我说，“你真是一点不变。”
踏着一地损坏的花朵与击成碎块的镜子，我拉开门。经过舞池的门厅，穿过长长的走廊，按了电梯的按钮，在进电梯的一刻，我回过头：古恒果然还站在走廊拐弯处，灯光下他的衣服泛出绛红色，脸上疮疤更加不平——屋顶旋转红灯正对准他。他在吼叫，听不见声音，但可能说的是最有意义也最真实的话。
电梯门“哐当”一声关上了。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问题又跑入了我的脑子。
第九节
每月的中间，我在不同的日子会见一个不同类型的女人；而每月的最末一天，我喜欢选定一个特殊的地方，静静地想自己的事。
这天正好是月末，我坐在大世界悬空的锥体咖啡店里。落地玻璃窗外，西藏路、九江路上，一些人身上涂着油彩，一些人衣饰是复古式披麻戴孝。他们眼光笔直，漫步穿过街上稀疏和紧密的人群。这些做白日梦的人似乎与患夜游症的人轮流值班，占据了这个城市不多的绿地和长椅。
我付完账，把小费放在桌子上，正准备起身走掉时，一个一副江南才子模样、大约三十出头四十不到的男子，一步跨上手扶自动电梯。
我当然马上明白了这个人是谁，我隔着假石山真兰竹朝来人叫了一声。
“她是一只乌鸦！”
“你总能把她变得酸酸的。”
我喜欢和债主进行类似上面的谈话，她的牛仔裤T恤衫一类的衣服是我另眼相看她的理由之一。而眼前的她眉毛添粗，涂了金属色的唇膏，亮闪闪的，烫过的头发一丛黄一丛泛红。
“女人扮男人的确不一样。”我的声音在我自己听起来很高兴，这使我有点意外。
她侧过脸来，眼睛看着我，嘴唇一动，没说话，却诱人地笑了。
大世界极乐世界七个字，像一道斑斓的彩虹腾起在傍晚淡蓝的天空。失禁舞的大型广告满城皆是。
五千元一张门票。对大多数市民来说数字不小。可这舞一眨眼成了时髦货，老年人少年人一样发狂，通路子弄票。有趣，拿钞票买逆时针的感觉，我们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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